谈起父辈的经历，今年已经80多岁高龄的民革成员陈兆奎感慨不已：“父辈们的一生始终在面临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往哪条路走。他们只是凭着一腔热血，寻找革命的出路。”
陈兆奎的父亲陈威与二叔陈仪是同胞兄弟，均为光复会会员。在辛亥革命前后，为探索祖国的富强之路，年轻的陈氏兄弟执着探索并实践。在陈兆奎看来：“当时大部分为此浴血奋战的革命志士，年龄都只有二十多岁，他们是上个世纪的‘80后’。”
民国金融家曾遭通缉
陈兆奎的父亲陈威在民国元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同时在北京政府担任过财政部的公债司、钱币司、库藏司司长等要职。“他是实干家，主要任务是将清朝的金融体制向现代金融体制过渡，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陈兆奎说。
陈威1902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系，“徐锡麟、秋瑾、鲁迅等与我的父辈都是同乡好友。”陈兆奎告诉记者，当时其祖父陈炳镛已移居北京，在日本正金银行任买办，与清朝王公贵族都有来往，“祖父希望父亲学成归国后能进入仕途。”
“小时候我们经常问父亲，你是不是革命党？他总是支支吾吾的。”陈兆奎回忆道。事实上，蔡元培、陶成章成立光复会后，陈威就成为光复会早期的秘密会员，从事革命活动。回国后，陈威遵从父命参加科举考试，因“字迹太潦草，只能取二等”，被派在清廷度支部(清代掌管财政事务)任职。“可见父亲并不在意当官。”陈兆奎说。
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清廷官员恩铭被捕，当局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步军统领那桐得知好友陈炳镛的儿子陈威也在搜捕之列，将消息策略性地透露给陈炳镛。陈炳镛遂让儿子“到日本去躲一躲”。
风头过后，陈威继续回到清廷当差。“父亲从此与银行金融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据陈兆奎介绍，大清银行原来用的是中式账簿，正是在陈威手里，改成了西式账簿。陈威还担任过中国银行的副总裁和代理总裁，他在任时培养起来的现代金融人才张嘉璈、贝祖贻等，在民国时期一直执掌中国银行。
陈兆奎认为，父亲在建立中国现代化银行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但任满后就主动卸任。“这与光复会宗旨‘功成身退’对他的影响有关。知识分子的清高，功未成，身先退啊。”
巧妙周旋义救蔡锷
与陈威相差三岁的胞弟陈仪是老同盟会成员。陈兆奎回忆这个二叔时说：“他与父亲一样，都是热血青年，当时大部分为革命浴血奋战的革命志士，年龄都只有二十多岁，他们是上个世纪的‘80后’。”
1900年至1907年，陈仪在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就读，辛亥革命爆发时参加了浙江独立运动。民国建立后，陈仪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兼陆军小学校长，后应召去北京任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参议。
1916年，袁世凯窃国称帝，蔡锷离京赴滇讨袁，袁世凯得到密报，命陈仪带兵速去天津追回蔡锷。然而，陈仪是蔡锷、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并且是秘密结盟反袁的12位将军之一。袁世凯命他追蔡，陈仪不免暗暗好笑：“袁大头百密一疏，用错人了。”后陈仪以“追不到”为由复命，放了蔡锷。
亲自宣布台湾重归中国
陈仪是首任中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国民党二级上将，也是我国为迎接新中国诞生而献身的国民党最高级别的官员。“二叔是孙中山先生思想的忠实追随者。”陈兆奎说。
1945年10月25日，陈仪代表国民政府在台湾台北公会堂举行了中国战区第15次受降仪式，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向国民政府行政长官签字投降。受降典礼后，陈仪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归中国，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
由于“2·28”事件，反动派把罪责推到陈仪身上，他黯然下台，离开台湾，并在家中反思了自己的一生。“二叔与一些进步的民主人士来往，还有中共地下党员。”陈兆奎说，陈仪最终认识到，在中国，只有共产党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
不幸的是，陈仪为了让一手培养起来的学生汤恩伯弃暗投明，劝其起义，却反被出卖，汤恩伯向蒋介石告了密。“1949年2月22日，二叔到武定西路开纳公寓看望病中的父亲，兄弟两人都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对未来的向往尽在不言中。”陈兆奎说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二叔陈仪。翌日，陈仪就被软禁在寓所，后又被押往台湾。1950年，被蒋介石杀害于台北。
“父辈们的一生始终在面临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往哪条路走。他们只是凭着一腔热血，寻找革命的出路。”陈兆奎这样说。
1980年6月9日，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宣布了一份“陈仪先生结论”的文件，追认陈仪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