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兰芳／口述 林小宇／撰文)
白兰芳，女，缅甸归侨，现年90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省中旅集团。
一九九七年白兰芳回缅甸时，在腊戍化南学校前留影。
现在自己也是老人了，很多时候都在回忆过去的日子，这些记忆就像天上的云朵，忽而飘近，忽而远去，但冥冥中感到那些过去的事，不仅是故事，更像是阐述道理……
1
父亲叫白三江，在很多有关缅甸华侨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当时他不仅是一位商人，也是一位爱国的华侨，从抗战开始，他就一直活跃在华侨社会中，以致很多人都认识他。
其实，父亲一开始并不是“圣人”，因为他所在的缅北腊戍地区盛产鸦片，不经意中他也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
后遇上了一位叫马润良的老师，他力劝父亲戒烟，在他的帮助下父亲终于戒烟，但戒烟的过程很痛苦，有时难受得全身发痛，就让哥哥弟弟在他身上踩，没有多久，戒烟成功，原本已经是骨瘦如柴的他，变得红光满面、肌肉发达。
父亲的生意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做的，当时缅北的仔梗是奇缺的战略物资，正好父亲在做这种土特产品，结果给他挖到了这桶金，而且数目可观。
有了钱后，他最想做的是在腊戍建中华学校，于是创办了化南小学，自任董事兼校长。学校的规模很小，就只有一位老师，就是前面说的那位马润良老师，这位老师博学多才，不仅懂得教书，还懂得药理，所以父亲认识他，是他的福分。
鸦片虽然不吸了，但父亲有了抽雪茄的毛病，这让他有了哮喘和咳嗽，但不管怎么说，他变得生性豪爽，心胸开阔，经常在他的商行里和朋友喝茶聊天，谈论的几乎都是国家大事。中国爆发抗日战争时，除了看报纸，听广播，更爱在家听留声机播放的抗日救亡歌曲。
2
五卅惨案发生时，父亲在化南学校召开滇粤闽三省侨胞会，成立济急团。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当地迅速召开侨胞会议，父亲担任主任，不仅宣传抗日，而且抵制日货，募捐资金，组织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当地的华侨成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父亲被选为常务理事长，这是缅北华侨最高的组织，所做的工作自然是非常的重要。
虽然大家都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的工作，但这个组织内部并不团结，因为是三省的华侨，所以有时会各自考虑自己的利益。父亲说起这事时，总感到痛心，因为国难面前，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团结，而不能计较省籍或者其他鸡毛蒜皮的事。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父亲把我们4个在仰光读书的孩子，迅速撤到昔卜。随着日本人的步步压境，父亲又将我们送回国内，在离昆明不远的镇南鄂湘教区联合中学就读。
就在1942年，南桥疏散委员会“第一侨民招待所”成立，场所就设在父亲创办的化南学校的空地上新盖的棚屋里。这个昔日书声朗朗的学校变成了难民聚集的地方，对此父亲感慨很多，但无论是学校，还是难民所，都是在为自己同胞服务，有了这样的想法，父亲就不再难过。
3
随着仰光和曼德拉相继失守，缅甸的危机越来越恶化，日军向北推进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原本父亲他们的难侨委员会的人，也都成了难民。
父亲带着全家人乘着自家的卡车仓皇北撤，就在中缅边境时，和一辆军车相撞，卡车损坏严重，家里人只好丢弃满满一车的行李，带着几件衣服和金银细软步行走过边界。
当时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在镇南关鄂湘教区联合中学读书，父亲想在镇南关和我们会合，要我们在路边等他们，可我们每天都守在路旁，看到像潮水一般的难民不停地从眼前走过，但就是看不到父亲母亲他们。
终于有一天，看到一辆卡车停在我们跟前，那不是我们家的汽车，父亲也不是坐在驾驶室里，他从车厢的行李堆上跳下车，母亲和小妹兰华也随之下来，大家抱在一起激动地哭了出来。
以往，父亲都是很严肃，很少在我们面前流露出感情，这次重逢，让父亲也禁不住泪流满面。
的确，这次他们的逃难真是死里逃生，在滇缅公路上，很多逃难的车翻到了山崖下，或掉进汹涌的大江里。有的人已经看到了江对岸的中国，但为了阻击日军的攻击，中国军队不得不炸毁了唯一的铁索桥，那些过不来的难民就眼睁睁地被日军屠杀。即使逃过来的人，当到了中国境内的保山市，又遇到日军飞机的轰炸，死伤无数。
所有的这些，父亲都逃了过去，所以看到了我们时，不能不激动地哭泣。
4
我们所在的联合中学也迁往贵阳，学校设在贵阳附近清镇的一所破庙里，没过多久，日军逼近贵阳，我们只好迁往重庆。在重庆，我们一家人又重逢了。
在重庆，父亲又开始从事华侨工作，他担任华侨协会的监察委员，和很多侨领共同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这时我们几个孩子都已经大了，父亲考虑到我们以后的道路，于是我们留在国内，缅甸的生意则让表兄去经营，然后全家人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协助下，经香港来到福建厦门。
在厦门，我们居住在南乔巷祖屋，这段时间，父亲并没有闲着，他通过广播了解国内外情况，有时还把听到的解放军胜利的消息告诉朋友，就在厦门即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抓到监狱。
就在解放军渡海进攻厦门时，国民党特务在监狱里杀害了数十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由于时间紧迫，其余的人则由狱警处理，这些狱警可能在为自己留后路，就把所有的人释放出来，父亲由此又逃过一劫。
解放初期，在闽南一带有缅华难侨八九千人，这些人都想回到缅甸，父亲为此被推举为缅甸归侨复原委员会成员，协助联合国救济总署将归侨遣返回缅甸。到了1951年，因为生意上的事情，父亲就搭乘了联合国送侨的最后一艘轮船回到了缅甸。
5
这时的父亲年岁已高，并且原有的哮喘和咳嗽越发严重，在缅甸住了两年后，不得不准备回国，这时他接到邀请参加“爱国华侨归国观光团”，回国参加1952年的国庆观礼。代表团回国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怀仁堂接见所有的华侨，这时，父亲忽然病发住院，错过了这个重要的接见，成为了他一生最大的憾事。
从那年起，父亲就再没出去过，但居住在厦门，他一样地还是在做华侨工作，他当选为厦门市第一届政协委员和第一届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
……
同样一生都是华侨，一生都在为华侨工作，但父亲觉得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因为在逃难重庆时，亲眼看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和腐败，所以他才把希望转到了中国共产党。
他在一份材料里这样写着：“……陈嘉庚先生的慰问团从陕北带回来不少的消息，促使我的思想转变更快，逃难到重庆的那4年，天天看着重庆反动政府的丑态百出，这让我对他们失去了信心，直到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我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父亲一生经历很多，但这是他对自己的总结。如果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后的遗产，那么，我们又将这些宝贵的东西怎么传下去呢？
虽然都是些过去的事，但想想也不妨，毕竟那是真实的经历，也是真实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