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三坊七巷内的文儒坊，行约100米，在陈承裘故居对面，有一面白墙，墙上新露出一块埋没已久的“卢家祠私墙界”石碑，这里就是文儒坊16号，当年被称为辛亥革命的摇篮。一个世纪前，近代民主革命者、报界先驱、教育家林白水烈士在这里创办了蒙学堂，为辛亥革命培育了包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福州十杰”在内的一批革命志士。 1911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发生了两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件：一是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一是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它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细细研读黄花岗烈士名单，发现闽籍烈士竟有23人之多，特别是其中的“福州十杰”， 都是在蒙学堂里接受的革命启蒙教育的。
一、教育家、民主革命者林白水创办蒙学堂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冬，林白水怀着“戊戌政变”失败后的苦闷心情，从杭州回福州过年假，立志创办新型学校，培育革命新生力量。他与表兄黄翼云、表弟黄展云，以及革命志士方声涛、郑权、李心庄等相议办学之事。取得共识后，便自筹资金，选择校址，聘请教师。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我(福建)省第一所新型学校终于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开办了。校名“蒙学堂”，寓启蒙教育之意；也由于“百日维新”新败，所以不敢用“学校”新词，以免当局阻挠。“蒙学堂”的校址就设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文儒坊16号永定籍“卢厝祠”内(后为福州第九塑料厂)。“卢厝祠”为清代建筑，坐北朝南，五开间，穿斗式构架。房屋共三进，每进均为五间排大院落，也都有大天井。在二进大天井东边，植有一株高大的白玉兰树，西边栽有桂花树。这里环境清幽，花香飘逸，是读书的好地方，加上院内有30余间房子，具备办学的条件。文儒坊历来是文人墨客聚居之地，为学子们提供了良好的读书环境，因此，“蒙学堂”选址这里是十分理想的。
“蒙学堂”创办之初，大家一致推举林白水为学堂的主持人。因他要回杭州执教，不能久呆福州，故由黄展云、方声涛担任正、副校长，主持学堂工作。当时班级和学制、学科是由林白水参照杭州办学模式设计的：中学一班，招收20岁上下的青年；小学二班，年龄在15岁上下。课程既学汉学，又兼西学，还专设时务课，讲解国家形势和救国途径，或灌输革命思想和科学知识。5位老师都是当时思想进步、要求革命的青年人，后来他们都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为了办好学校，他们都搬进学堂住宿。经分工，林白水暂教中学班汉学兼策论，二黄分担小学汉学课程，全校的数理化和英语、体育由方声涛、郑权、李心庄负责，另外还请了陈与年、林志烜等老师协助教学。
“蒙学堂”不仅进行智力教学，也注重体育训练。每天大清早，在方声涛的指挥下，六七位老师带着列成三纵队的五六十个学生，从“卢厝祠”出发，一直向文儒坊尾的田畴飞奔而去，在城墙边的护城河沿空地停下，练习做操和军训，以培养具有军人体魄的学子，将来好为革命出力。
二、培养了众多辛亥革命骨干
春风化雨，催绽百花。在黄展云校长的主持下，在几位思想进步的年轻老师的影响下，“励志会”、“十汉团”等一个个秘密的学生革命小团体，悄悄地建立起来了。“励志社”的核心成员 “十汉团”，是由10个相约在别号中都带有“汉”字的、决心推翻满清政府的激进分子组成。“十汉团”成员是陈祖樵、黄光弼、高贻书、蒲开泰、陈与燊、严骥、张兆、蔡世俊、陈更新、倪履新。另外，林觉民及堂弟林尹民、林文、方声涛的弟弟方声洞、陈可钧、冯超骧、刘元栋、刘六符也在蒙学堂念书。他们还吸收进步青年加入，又常邀请本市著名人士如何琇光等前来讲演国内外形势，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因此，“蒙学堂”办学成绩显著，在社会上享有盛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学堂迁至北门越山书院，改名为侯官县两等小学堂，学生人数逐渐增多。校内扩充不少革命书报，如《苏报》《民权报》《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太平天国笔记》等，秘密组织学生阅读，使学堂成为福州民主革命的早期据点。为了适应当时革命需要，在高等班学生第一期毕业时，从中选派陈更新等人往日本陆军学校就读；派蒲开泰赴上海专修理化课程，学做炸弹；严骥(即严汉民)入闽江口要塞陆军炮科学堂，学习造炮，为武装行动做准备，为辛亥革命输送革命人才。后来，这些人都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从蒙学堂毕业9年后的1911年，在林文(时任中国同盟会福建支部支部长)和方声洞的带领下，林觉民、林尹民、陈可钧、冯超骧、刘元栋、刘六符，还有“十汉团”中的陈更新、陈与燊、严骥到广州参加起义，除严骥负重伤生还外，其余均壮烈牺牲，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福州十杰”，他们为民主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不愧为“蒙学堂”培育出来的学生。国民政府林森主席曾说：“悯黄花岗烈士福建十杰，或留学外国专门，或精通国学，皆闽中俊秀之士，非普通者比，广州一役，其能震动全国，推翻专制者，未始非十杰烈士之声望，有以致之也！”
三、壮士身前身后事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福州十杰”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莫如林觉民了，其实参加广州起义的许多骨干，也与林觉民一样怀着必死的决心，留下《绝命书》而慷慨赴义的。比如，福建侯官人方声洞。方声洞的家庭为福州的富商家族，其祖父方振隆是福州布政司的幕僚，伯父方家澍曾任浙江秀水县令，父亲方家湜先协助方家澍处理政务，后来到湖北汉口经营公信存转运公司，承办转运业务，自任经理。方声洞共有兄弟4人，姐妹7人，方声洞排行第七。其二姊方君瑛、四嫂曾醒、六兄方声涛、六嫂郑萌、其妻王颖及八妹方君笄都先后赴日本留学，前五人还与方声洞一样加入了同盟会，一家有6个革命党人，被传为佳话，十一妹方君璧是旅法的著名画家，其夫为曾仲鸣。方声洞在黄花岗起义前分别留绝命书给父母和妻子。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以尽国民之责任，……刻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憾矣。”而其《赴义前禀父书》中写道：“ 父亲大人膝下： 跪禀者，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者，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儿死不足惜，第此次之事，未曾禀告大人，实为大罪，故临死特将其就死之原因，为大人陈之。……
“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惟从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幸有涛兄及诸孙在，则儿或可稍安于地下也。惟祈大人得信后，切不可过于伤心，以碍福体，则儿罪更大矣。幸谅之。临书不胜企祷之至。”
广州起义十杰之一的冯超骧烈士在起义前接到林觉民的传达，要他设法阻止福建军队援粤的军务，冯父已经病危，冯母早已去世，家里妻弱子幼，实在脱不开身，林觉民就劝冯暂缓启程，但冯坚决要立即动身，并说：“吾意决定！国事公也，家事私也，吾爱父之心何尝不百倍于人，顾此时当舍私从公，吾宁负父之大罪，不敢失此千载之机，而沦为亡国奴也”。冯父福保也在病榻上撑起身子对冯超骧说“儿第去，为国努力，勿以我为念。”临别时，冯妻陈氏含泪说：“君此去万一不幸，三月而后妾当投怀相从于地下”。冯超骧含泪劝其妻说：“此法不可，家中上有老病之父，下有幼小兄弟。我死罪已不可免，卿若复尔，则仰视俯育，托之谁乎？”生离死别的断肠话语，令在一侧的林觉民泪流满面，不知应该如何劝慰。1911年4月17日，冯超骧在赴港途中，惊悉父亲离世噩耗，痛哭失声呕血于盆。他悲恸欲绝地说道：“父死，我不能独生于世，此去即幸而捷，事成之后，吾必自刎以谢吾父在天之灵”。 当天下午3点多，冯超骧与起义大队人马组成两路选队。第一路130余人由黄兴带领，负责攻打两广总督府，第二路由林文任为先导，冯超骧和吴适殿后。至东辕门遇水师提督李准的大队清兵。林文向前招呼谓：“我辈皆汉人，当同心戮力不用打”。不料，言未毕，林文、林尹民均中弹死，超骧等义士虽拼命反击，终因寡不敌众，冯超骧身中多弹壮烈牺牲。黄兴亦中伤，右手两指垂断。众人奋勇力战，但寡不敌众。“福州十杰”之一的刘元栋头部中弹，血流满面，倒在地上。战友们连忙上前抢救，他已奄奄一息，以微弱的声音对诸友说：“吾死志也，不足悲；去图大志，勿念吾也。”说罢瞑目而逝，时年27岁。
广州起义失败半年后，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纷纷响应。福建也于当年11月9日光复，其时福州上空升起了一面象征全国十八省光复之义、缀有十八个星的旗帜，这面胜利的旗帜就是冯超骧、林觉民、刘元栋三位烈士的夫人于起义前夕秘密赶制出来的。
四、中山先生莅临，八闽增辉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为了促成南北统一，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准备到全国各地游览考察。时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的福建籍革命党人林森立即发电给福建省都督府政务院，请他们火速来电邀请孙中山先生莅闽，“这可以给八闽大地蒙受无限荣光”。孙中山先生也很关注福建，惦念着为辛亥革命做出贡献的革命志士。于是，有了他一生仅有一次的福建之行。
1912年4月18日早晨，孙中山先生一行乘坐招商局“泰顺”轮离开上海，于19日下午抵达素有中国近代海军摇篮之称的福州马尾港。4月20日一大早，他乘上颇有福建特色的夹板船，沿着秀丽的闽江口岸而上，在南台岛海关埕登岸。一踏上福州的土地，他就来到设立于仓前山梅坞“桥南公益社”内的同盟会福建支部看望福建的同盟会会员。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生还义士和光复福州战役的人员欢聚一堂，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孙先生还即席挥毫，亲笔为桥南公益社题写了“独立厅”三个大字。
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同盟会福建支部在大岭顶“洋务局”举行的招待午宴后，进城来到南门左侧的“明伦堂”出席福建国民协会和福州各界代表的欢迎会。沿途孙先生受到福州群众的夹道欢迎，掌声、鞭炮声响彻榕城上空。慰问黄花岗起义死难烈士遗属，是孙中山先生访闽的初衷之一。在一年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福建籍革命党人赴汤蹈火，功绩卓著。林文、方声洞等人壮烈牺牲的情景，“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林觉民、陈更新等人慷慨殉难，表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孙中山先生对在此役中牺牲的闽籍烈士有着特殊的感情，深切怀念他们。在明伦堂休息室，孙先生亲切接见了包括冯超骧夫人在内的黄花岗烈士遗属，得知陈更新烈士家庭困难，当即赠送其夫人王碧女士500银元，表示抚恤。接着，孙中山先生又前往位于贡院埕的福建省谘议局“至公堂”。他先是向列队欢迎的学生讲话，表达了爱惜鼓励青年之心；又向福建省军政官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现在我们虽然建立民国，但这不过是革命事业的开始。要如何巩固民国的基础，如何解决民生问题，都必须靠同志们加倍努力，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黄花岗闽籍19位烈士(实为23位)壮烈成仁，是福建人民的光荣，希望闽人能完成烈士的未竟之志。”在场人士听了受到巨大鼓舞。这一天，孙中山先生还视察了都督府和政务院。当晚他赴都督府晚宴后，又到东街浙江会馆出席“旅闽共和实进会”的欢迎会。快到午夜，孙先生一行才回到仓山太平巷的“广东会馆”下榻休息，并为广东会馆写下了“戮力同心”四个字。
4月22日，孙中山先生登上开往广东的轮船，结束了短暂而难忘的福建之行。孙中山先生访问福建，给八闽大地添加了无限荣光。福建人民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来闽，于1932年将贡院埕大街改名为“中山路”，至公堂改名为“中山堂”，表示永久爱戴之意。
一百年前的福州，许多八闽英雄儿女为了人民的民主、自由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百年后的今天，国人安享太平生活之时，仍需警醒，仍需怀抱忧国忧民之志，不断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和谐和自由的强大国家，让每个中国人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李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