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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弟弟在中华小学学习两年,我每天早上乘巴士到校,自带午饭,下午5时又乘车回家。
万津也是个小镇,但它比毛立冬加镇大,街道有四条,商店多,砖木结构为主,有邮政局,当铺、酒吧、汽车站、旅社等。经济较繁荣,它上接巴生港口,下接毛立冬加,万津是交通要道,当时在中华小学时的同学有邹华明、施丰种、施丁旋等。由于长期没有联系,1992年1月我回万津时,已找不到他们了,留下的只有他们的名字,和记忆中一张张可爱的脸庞。
1952年,我和弟弟又转学到吉隆坡的尊孔中学读书。
尊孔中学是马来西亚首府著名的中学。当时在马来西亚没有一所大学,所以尊孔中学亦称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最高学府。尊孔中学,是我的人生一个转折点。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开始懂得思考人生的一些道理。
学校中一些老师的政治倾向会影响我们,当然我们也从中感到政治对立的暗潮涌动。但也有教师不问政治,保持中立。就是因为有了政治因素,尊孔中学的教师之间基本上不往来,教师与学生的往来也十分谨慎。
记得,我在尊孔中学时的同学有陈潮生、杨尉、杨德明等,这些好同学如今不知怎样了。当时,尊孔中学是男生学校,在尊孔中学附近有一所女生学校,校名是坤成女子中学,尊孔中学和女中两校的学生关系好,来往密切,两校演话剧时,两校互借学生扮演爸爸和妈妈,大家的表演都很“真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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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我瞒着家人偷偷回国了。
7天7夜后,我到达了厦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被安排在初二班学习。在补校每年的7月都要经过国家的高考和补校的考试后,学生们才纷纷升入大学学习和分配到正规中学去学习。
第二年的7月,原在补校的学生都已离开补校到新的学校继续完成学业。而我却被当作学生的骨干安排在补校升级学习,即继续在补校当学生干部。我在集美补校曾担任过纠察队队员、小队长、中队长、指导员等职,任务是维护全校的治安秩序,当时负责指导纠察队工作的是生活辅导老师即严作揖老师,他予以我很大帮助,也是我人生中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师。
到了1957年,我就读于集美华侨补习学校高三年段时,班主任是李中华老师,担任我班的语文教学,他教学要求严格,但人和蔼可亲。但在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分子而离开了我们。之后由年轻的苏碧端老师代替他,担任我班的外语(俄语)教学。
在补校时,我原想集中精力,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大学,但在反右斗争期间,我们也不幸地搅入到这个政治漩涡中。
作为学生缺乏生活阅历,没有政治斗争阅历,只好在反右派斗争的大会上,摇旗呐喊,呼口号、助威。此外,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拿去大字报,揭发右派所谓的罪行和言论。我们是归国的青年学生,不敢违心捏造事实和无限上线上纲。当时学校领导认为,高三班的大字报太少了,要班主任带领我们到集美水产学校去参观学习、取经。当然我们只好照搬照抄,有的任意发挥,无限上纲上线,顿时大字报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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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到了七月的高考,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读书学习。高考后,我们全班总共25人中,却没有一人考上大学。我算是幸运,也只考上了厦门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科。
当时,我班级中有学生会主席、部长、校团总支书记、班长、学习委员等,他们的学习成绩都比我好,就是与大学无缘,考上师专的就只我一人,这不能不令人匪夷所思。
事情也真巧,进入师专正逢1958年全国大跃进,大炼钢铁又成为我们主要的政治任务。按规定,我们在师专学习的期限为二年。但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后改学习期限为一年。
1959年7月,我毕业了,来到三明一中去任教。在此之前,厦门师范专科学校要照顾我到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去,我却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觉得山区一样能发挥我的才能,结果没想到,从此就留在了这里,也许这就是命运吧!
……
人不同,人生也不同。也许我的人生就注定是和学校打交道,以前是学生,后来成为了老师,而我几乎记住所有教过我的老师,如今在想,我的学生也会像我一样记着我这个当老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