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在国会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作证时表示，美国政府决定尽快出台终结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随即，3日欧洲央行也表示，决定开始部分退出非常规金融政策举措；与此同时，此前澳大利亚自10月以来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连续三次加息，成为G20成员国率先加息的国家。美、欧的相关表示以及澳大利亚的加息举动，是否意味着有关国家的金融救助举措接近尾声？西方各国实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行将结束，将逐步回归到利率调节的传统货币政策？对此，各种评论和猜测纷纷出现。

　　西方“定量宽松”政策的使用

　　自去年以来，美、欧基准利率下调至历史最低水平，表明美、欧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利率调节货币手段基本失去作用，意味着西方货币政策开始从利率调整转向扩大货币供给，采用扩张性“定量宽松”货币政策。

　　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紧接着，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进一步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不仅如此，美国的做法也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经济体所仿效，英国、日本、瑞士、加拿大等国货币当局也纷纷宣布开始实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向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随即“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在西方各国“大行其道”。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推行的一种政策。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的“极端”选择。

　　西方“定量宽松”政策的实质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从某种意义上看，刺激经济的“定量宽松”政策与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在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常规举措难以发挥作用后的无奈之举；而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政策角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为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并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

　　西方“定量宽松”政策的退出

　　前期西方货币政策的重心由“传统”的利率杠杆向“非传统”的“定量宽松”倾斜，但从“定量宽松”政策的本能看毕竟是“非常时期”的产物，带有“应急”和“救援”性质，是中短期行为，不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一旦经济与金融状况好转、市场流动性得到恢复，“非传统”的“定量宽松”政策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西方货币政策的重心也会回归到“传统”的利率杠杆宏观调控上来。

　　虽然，美、欧均表示将退出非常规金融政策举措，但当前西方“定量宽松”政策到底会延续多长时间？目前难以定论，主要取决于形势的变化。其原因是：首先，目前西方整体经济与金融形势依然不稳定，金融危机导致西方金融系统陷入窘境，经济衰退导致西方“元气”大伤，西方国家要从经济与金融困境中彻底摆脱出来并不容易，因此非常规金融政策举措和“定量宽松”政策延续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西方整体经济与金融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其次，西方各国“定量宽松”工具的使用，尽管在表面上是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带来的是西方“货币贬值战”，可看到的潜在风险是通胀压力复出，但最终将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是否会带来更新、更多的问题还是一个未知数，由此“定量宽松”政策举措退出的时机取决于后续产生效应的大小；其三，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过程中，西方各国出现的问题以及衰退和危机的程度各不相同，在应对经济与金融危机上政策的协调存在着各种分歧，许多具体问题上的“患得患失”使西方各国在政策的使用上难以达成一致，“各行其是”是西方国家面对危机的“通病”，而“定量宽松”政策的使用无非是西方各国试图“转嫁”危机维护各自利益的体现，由此推断，“定量宽松”政策的退出能否协调一致取决于各方利益的平衡。(王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