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家注册批准的地方性民间公募基金会——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运行两年多来，由于“市场化”操作失误及内部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诸多不适，现已陷于内外交困、举步维艰的境地。民间基金会成长面临的规模偏小、募捐来源困难、公益性支出无法达到规范要求等难题，折射出我国草根慈善的艰难与尴尬。

　　“出手大方”走臭棋

　　据了解，我国从2004年6月1日起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迄今已4年有余。据条例说明，所谓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性事业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法人。基金会又可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公募基金会和定向募捐的非公募基金会。由于国家对民间公募基金会有较严格的规定和审批要求，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通过后一直少有人尝试。

　　2005年初，宁波市一名叫林银才的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切身感受到许多癌症病人的痛苦与艰难，萌发了筹建抗癌基金会的想法，他把自己居住的170余平方米的房子卖掉，捐献给基金会。此后，在宁波有关部门、企业界人士和市民的帮助下，终于如期按规定筹足400余万元的原始基金，其中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吉利集团公司独家捐助200万元。浙江省民政厅特事特办，仅用两天时间便完成了所有审批程序。

　　作为我国第一家地方性民间公募基金会，当时浙江省和宁波市有关方面都对抗癌基金会抱有很大的期待。浙江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称，希望宁波市抗癌基金会能发挥自身优势，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化专业化的民间募捐慈善事业的路子来。

　　然而，抗癌基金会的最初亮相及此后的一系列表现，却让关心爱护她的朋友们大失所望。据基金会原理事会成员反映和主管部门调查证实，基金会成立不久，在众多理事会成员毫无知晓的情况下，个别领导成员拍板决定，在423万原始基金中，拿出其中的123万巨款，购买某品牌的灵芝孢子油保健品，发放给部分癌症患者，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

　　现基金会的有关领导成员认为，斥资百万购买保健品之事，不论怎么说，至少是“走了一着臭棋”，因为此事难免给人授之以柄，有“瓜田李下”之嫌，且由此埋下了内部纷争决裂的导火索。

　　基金会募捐部主任孙蓉波说，当时，为“尽快扩大影响，打响知名度”，基金会的经办人员又超出预算，做了一批广告宣传品，这样抗癌基金会成立之初的短短几个月间，用于购买滋补品、订做广告宣传品及租房、添置办公用品等项的开支即高达150余万，占基金会股本金的35%以上。此外，基金会一名姓郭的理事还向宁波市有关部门举报说，就在基金会成立大会召开后不久，基金会的几个头头背着大多数理事长和全体理事，秘密商定，自定高额工资报酬。如理事长、常务理事长、秘书长的月工资高达每月3500元，还另加每月住房补贴500元，并要求对外“严守秘密”。郭建新说：“这说明，这些人一开始就不是来搞慈善事业的。”

　　市场操作屡碰壁

　　孙蓉波说，购买保健品支出后，他们发现基金会财务存在大漏洞，原始基金只有200余万元了，便向民政部基金会管理处作了请示汇报，部里同志明确指出：“原始基金是不能动用的，否则资金会发生问题。”孙蓉波说，这使他们深为担忧，如何尽快弥补原始基金的亏损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刚好这时有人推荐了一名姓王的外地人来作募捐营销总策划。他上任之初就建议办一场歌星义演大会，将门票收入扣除成本开支作为募捐款收入，还具体策划了企业展览、爱心拍卖、现场募捐等内容。

　　孙蓉波说“我们以为方案设计不错，便具体着手实施这次大型爱心活动，却不料又遭遇了一场‘滑铁卢’，使基金会雪上加霜。”首先，这场演出的成本之高出乎原来的想象，场地费、广告费、保安费、演出费等各项开支合计高达76.31万元；其次，活动准备匆促，工作人员缺乏经验，筹办过程几生变故，甚至导致参展商全体退展；三是由于请不到好演员，活动影响力不足，偌大一个体育场的演出，只卖出了区区800余张的票子，门票总收入仅为55569.68元，收支抵扣，整个活动亏损了70余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