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银行调查发现，中国内地的富户最重视子女教育。有82%的受访内地富户打算送子女出国留学，在亚太区中比例最高。另外在未来的6个月中，内地富户将把31%的计划投资投入到子女教育上，这一比例与印度并列第一。(《中新网》6月17日)

　　这是一个并不让人吃惊的信息，一是因为中国的父母最舍得在孩子教育上投资，这无论对“穷爸爸”还是“富爸爸”来说都是适用的；二是让孩子出国留学的富裕家庭，拥有足够的资源在竞争中赢得优势，就当下社会氛围来说，出国留学不仅意味着人生机遇的提升，也意味着占据了社会竞争的先机，而这样的机会，对于穷人家庭来说，只能望洋兴叹。

　　如果从社会分层、贫富差距的角度来衡量，可能更清晰。教育消费是教育地位的物质基础，教育地位的高低又决定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因此，家庭教育消费能力通过教育分层作用对社会分层产生影响。82%内地富裕家庭欲送子女出国留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社会分层的写照。

　　学者柯林斯分析了教育对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的意义，认为教育是社会各个集团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是为获得经济优势、地位与统治权的社会斗争的一部分。他指出，当今世界人们所受的教育(以学校证书来体现)来限制那些竞争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的数量，并帮助那些享有“教育专利”的人垄断这些职位。这就是柯林斯所理解的“文凭社会”的实质。这足以解释为何有82%内地富裕家庭欲送子女出国留学现象。

　　教育是社会的分层器。尤其是在一个日益严重的文凭社会，教育对个人的社会命运产生着强烈的影响。那么，在贫富差距扩大化的当下，家庭收入不平等，通过子女教育消费渗透进子女教育的不平等，借助于教育的社会分层器功能，教育不平等便直接转化为社会不平等。长此以往，经济、教育、社会三种不平等，在家庭的代际之间相互强化、不断传递，进而导致社会分层的代际复制和自我强化，社会不平等逐渐转变为累积性的不平等。82%内地富裕家庭欲送子女出国留学的背后，就是这种代际复制的固化。

　　在现代教育体制下，个人的教育程度决定着社会地位，由个人教育所塑造的社会不平等，开始渗透到个人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排斥等方面。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显示：教育不公平，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所造成的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结合82%内地富裕家庭欲送子女出国留学，我们理应反思和面对由教育消费不平等所产生的社会分层的恶性循环，否则，整个社会都将陷入不平等的复制之中。

　　其实，不独富人群体，现在，权势者子女也加入到了这种不平等的制造之中，所谓权贵加分俱乐部就是明证。最新一期《新周刊》则指出，据闻北大、清华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弟或教授的子女，多数都被送往国外。种种事实显示，富人群体、权贵集团有日益垄断教育优质资源的趋势，并且，正想方设法谋取更大的竞争筹码，而在这种关乎社会流动正义的事情上，弱势群体基本上是失语的，是孤独无助的。(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