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烟草全面专卖的中国来说，以烟草加税增加财政收入，不如要求中国烟草总公司加大上缴利润更合理。

　　国税总局提高了烟草生产的税率，出发点是“适当增加财政收入，完善烟产品消费税”。加税后，甲类香烟的消费税率由原来的45%调整至56%，乙类香烟由30%调整至36%，雪茄烟由25%调整至36%。与此同时甲乙类香烟标准，也从原来50元分界线上浮至70元。

　　在经济下行周期内，减税以刺激发展是常用手段；但财政收入减少，政府又有动力加税以保证财政收入。在两难处境中，对烟草行业加税，虽属事出有因，但后果难料。

　　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我国等20余国实行国家烟草专卖制度。尽管国税总局称加税之后不涨价，但具体的每个烟草生产销售单位和地区，迟早会将这个新增成本转移到消费者头上。

　　有人提到提高税率会减少烟草过度消费的危害，最终对国家发展有好处。但这种道德加税的后果，“理性选择学派”巨擘，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早有过深刻的分析。当时烟草税率只有售价30%的美国，计划以加税增加财政收入弥补财政赤字，加里-贝克于1994年在《美国商业周刊》撰文，认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导致烟草走私泛滥，而把价格上涨的压力压了在穷人头上———按照他的调查，美国抽烟人群中收入较低者，所占比例较高。

　　烟民也是普通消费者，烟草消费虽是不良习惯，但并不违法。他们只要不在公共场所抽烟，也不影响别人，更不犯法，对他们加税，最终意味着变相涨价。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吸烟者数量占到全球总量三分之一以上。这个税种的增加并不比燃油税影响的人群少。开车会导致全球变暖，汽油一样也在卖；以此类推，即使吸烟的习惯不好，但要加税，也应该像燃油税一样有个征求民意的过程。

　　中国是世界上烟草生产量最大的国家，每年生产量约占全球总量三分之一以上，中国政府管理着最大的烟草集团。如果要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来控制吸烟，那么国家应当根据该公约在烟草广告、烟盒标签等方面做出种种限制规定。但就是在去年，中国刚刚在国际会议上被评选为控烟不力国家，因为烟盒上的吸烟危害健康标志很不显眼，烟盒包装上也看不见规定的吸烟危害图片，我们的烟盒只有鲜艳美丽的画面。

　　对于烟草全面专卖的中国来说，以烟草加税增加财政收入，不如要求中国烟草总公司加大上缴利润更合理。这样做，全民可以共享被完全垄断的烟草行业的高额利润。同时，切实履行国际公约，加强烟草危害宣传，都要比加税有效得多。(阿西 上海 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