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首都，北京素来有包容外来者的传统，无论是外地人还是非本地文化，当年徽班进京，最后却成为“京剧”，其包容力可见一斑。但是最近北京出台的《对北京市家电以旧换新销售企业招标公告》(下称“招标公告”)，却缺少这种“包容性”。

　　为了响应国务院提出的“促进扩大内需，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号召，上述招标公告得以出台。这则公告中赫然列出：“投标人必须在北京地区注册三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2008年在北京地区纳税额达到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同时要求“投标人企业资信状况良好，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5000万元，企业流动资金不低于3000万元，近三年内经营资信状况良好且无不良信息记录……”《新京报》记者调查之后，发现全北京符合此两项要求的非京籍家电企业，只有苏宁电器北京分公司。换句话说，消费者耳熟能详的海尔、康佳、TCL等企业，均无法达到此项“以旧换新”的企业招标资质，更不用说索尼、夏普、三星这些外资了。

　　招标公告做出的这些门槛条款的依据是什么？文件中未见说明。一般来说，列出此类条款，原因无非这么几条：一是既然以旧换新的补贴从地方财政支出，那么能够进入到以旧换新门槛的企业，也应该为本地税收、就业做出贡献。但是，以旧换新的补贴从政府口袋里出，到达消费者口袋里，只是财政与民间财富间的转移，跟企业有什么关系？要说纳税与就业，任何一家家电企业，只要产品在北京销售，必然已经纳过税，并因为销售行为的存在而解决了就业问题，何必要在本地注册？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样规定，可以降低政策实施的甄别成本，排除掉那些伪劣产品进入以旧换新的行列。但即便真的需要甄别，也应该以一家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业绩、资信水平和资产规模来衡量，为什么偏偏要以北京市为标准？假如全国所有省市都做此种规定，有意竞标的企业仅为迈入竞标门槛这一项，就足够折腾个大半年了，“以旧换新，大众受益”的宗旨根本无从谈起。

　　认真分析这个招标公告，很明显，有关部门制定竞标门槛的标准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依据某家企业对本地财政的贡献大小。无论是纳税规模还是注册资本、流动资金，这些指标，要么反映了该企业为本地财政税收实打实的贡献额度，要么可以一窥该企业有多少真金白银存在本地的银行系统内。这实际上是把考核财税部门的政绩指标，以招标公告的形式套用在家电企业的头上，跟“提振内需”的大政方针，没多大关系。

　　在经济学成为显学的今天，我们的商务部长都可以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向美国人呼吁，要求他们取消贸易壁垒，强化自由贸易。想来，降低市场经济的政策成本早已成为经济官员的理论常识。但理论正确不代表政策就要照本宣科。在实际经济行为中，地域限制、户籍限制等非市场壁垒，仍然现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经济体中。

　　从“以旧换新，提振内需”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经济上初衷良好，可操作性也不差的政策，是如何变成一根买卖双方都难受惠的鸡肋的。在消费亟须提振的今天，我们看到，消费不振的深层原因，恰恰是市场化步伐仍然受到种种或明或暗的阻碍。(羽良 北京 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