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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声音认为，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不是选择国家还是选择市场，而是如何改善国家的管理能力。“重商主义”模式是不可取的，会造成更大的全球不平衡和更多的贸易摩擦

　　金融失火殃及民主

　　文/周琪

　　面对美国金融危机，一些比较政治学家把眼光放得更远，开始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问题，其中包括曾提出“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他提醒人们：这次经融危机的令人震惊之处是，它不是由像中东战争这样的外部因素所引起的，而是产生于被看作全球资本主义中心的、实践着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美国本身。

　　在过去的30年中，在经济发展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模式是“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最初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于1989年创造的，用以描述一套具体的经济政策，作为发展中国家“标准的”一揽子改革措施。以后人们把这个词与“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自由市场模式在最近一些年中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尤其是自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家们把这场危机归咎于尚未成熟的、混乱的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在一些实行改革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许多人抨击“华盛顿共识”给出的改革药方导致了不稳定，造成了1999〜2002年的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并加剧了拉丁美洲国家中的经济不平等。

　　引人注目的是，最近新一轮的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来自美国自己的经济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注意到，虽然住房泡沫及其破裂是经济周期的一种特征，但是经济衰退的影响被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的杠杆作用大大地放大，这是由于先前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分析家对不受监管的金融部门所制造的大量金融衍生品掉以轻心。结果导致全球性的灾难发生，也导致了华盛顿决策者的威信一落千丈。

　　于是，一些关注第三世界发展的经济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金融危机对于现有的发展战略具有什么意义？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应怎样看待国家在发展中的作用？是采取完全受市场驱动的发展，还是采取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的“北京共识”的方法——市场开放与政治“权威主义”相结合？后者也代表了更大的国家干预。他们自问，发展中国家内部大都没有达到美国和欧洲那样的解除监管的程度，但它们是否需要针对被输入的不稳定建立相应的预防性措施？是否不仅需要重新考虑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而且还需要重新考虑劳动市场和贸易的自由化？“北京共识”是否会成为发展的另一种选择模式？

　　另一些经济学家反对上述提问的方法，他们之中有人辩解说：关于发展模式的不同看法的关键分歧不在于如何看待市场和国家的作用，而在于在全球化之下的“外国资金崇拜模式”和“出口崇拜模式”(后者也被成为“重商主义”)之间如何做选择。前者是一些东欧国家选择的模式，而后者是中国采用的模式。因此，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不是选择国家还是选择市场，而是如何改善国家的管理能力。“重商主义”模式是不可取的，因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可以追求“重商主义”，但是全球的不平衡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如果其他国家也同样追求“重商主义”，就会造成更大的全球不平衡和更多的贸易摩擦。

　　发展模式问题引出了另一个西方政治学家们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即全球的民主化趋向。对此提出悲观看法的是专门研究发展中民主制的美国教授拉里·戴蒙德。

　　戴蒙德确信，金融危机将对未来的民主化趋势造成重大影响。他指出，在经济状况恶化的时期，民主制会受到更大的压力，因而出现倒退，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而言。即使是在过去的6〜10年经济运行良好的时期，世界上的民主化国家的数量也在下降。1990年代中后期，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并没有出现增长，而且自1974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以来，民主国家的实际数量下降了。民意测验显示出，在非洲，对民主的支持是有限的，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相当多的人愿意考虑某种民主制的替代制度。

　　戴蒙德担心，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生的80个民主国家中有50个是脆弱的，它们在不利的全球环境和政治经济环境下有倒退的危险；在一些国家，宪政得以幸存不过是偶然因素的结果，在中美、南亚、非洲和中亚的许多国家中，政府的治理能力在持续下降，巴基斯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还发现，另一方面，虽然全球公众舆论对民主制表示出了怀疑，但人们羡慕的仅仅是中国的发展。

　　金融危机在美国所引起的对发展的重新思考不过刚刚开始，无论今后将产生什么样的结论，这一思考再次告诉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选择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