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纽约召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移”成为核心焦点，备受关注。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全球气候秩序的构建，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便形成多维政治博弈。

　　早在2007年6月，德国借八国峰会之机，主导欧盟利用环保技术和市场规则优势，率先提出到2020年削减20%的高指标，并积极发展“碳权交易市场”，确立欧盟标准，以期用碳权主导21世纪的世界秩序。

　　对此，2008年6月，日本在北海道风景区再办八国峰会，将“气候道义”升华为“低碳主义”，变更基准年、搁置碳权交易，设定产业减排指标，直接挑战欧盟优势。同时，北海道峰会将目标锁定中、印、美，主张三大排放国不加入，全球减排无效论。

　　美国的奥巴马上台后，一改布什政府的不积极政策，将气候秩序与危机对策挂钩，提出“绿色新政”，试图占领人类生存道义制高点，夺回气候秩序主导权。奥巴马的政策目标直指欧盟，第一，否定欧盟主导的“以1990年为基准年制”，主张“中期目标”以2005年为基准，力夺“数字优势”。原因是，自1990年到2005年，美国温室气体增排16%强，继续以1990年为基准减排，充其量实现“零增长”，无法与欧盟比高低。而若以2005年为基准年，美国则可提出14%的优势数值指标。第二，提出“上限交易制”，即规定整体减排上限，超标者实行市场购买，借此，推动国内能源、技术创新，抢占下一代产业竞争制高点。第三，促进美欧交易市场融合，破解欧盟主导的“碳权交易欧元化”，确保“低碳时代的美元地位”。

　　但问题是，发达国家间的气候秩序博弈，始终以发展中国家承诺履行减排义务为前提，也就是，只有发展中国家全面加入减排行列，并开放环保市场，发达国家的承诺指标才具有现实性。尤其是，最近上台的日本民主党政府，为了与欧美争夺气候秩序主导权，提出以1990年为基准，到2020年减排25%的最高指标。而其前提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必须承诺减排义务，开放环保市场；指标中包括海外购买额度；同时，不承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转移。

　　显然，发达国家的目标在于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扶植“减排产业”，垄断“减排技术”，确保南北差距固定化。而所谓的海外购买，也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走联合国的清洁机制，“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获取二氧化碳排放权”；二是乘人之危，低价购买。如去年底，针对金融危机后欧元贬值、中东欧各国资金紧缺，日本政府仅用300亿日元(约3亿美元)，便从乌克兰廉价购买了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权。

　　英国政府最近提出2020年设立发展中国家减排援助基金，支援发展中国家加入减排体系。而从发达国家低碳技术进程看，到2020年其垄断地位将全面确立，届时，“基金”恐将变成购买其技术的“出口信贷”。如此南北合作，气候峰会恐难达成广泛一致的“共同而有区别的”公平原则，如此，哥本哈根会议也恐难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气候新秩序。

　　(刘军红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