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断累积的热钱涌入风险，危机前并不被看好的“资本管制”工具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纳入政策选择的考虑。本月6日，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发布报告称“资本管制应被视为政策组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向对此持反对态度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上月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中也表示，支持某些国家“在其他措施无法减少资产泡沫威胁的情况下使用资本管制的方法来限制短期资金流入”。

　　国际社会对于资本管制的态度何以发生转变？亚洲面临的热钱涌入风险有多严重？新兴经济体又存在哪些应对之策？中信建投策略分析师郑联盛6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危机后流动性供给充裕与全球经济复苏不平衡的现状加剧了资金向亚洲等潜在回报更高的区域流动。而对于国际社会来说，经历了本轮金融危机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政策较之最大化金融市场功能的政策吸引力要更大。

　　总部位于泰国曼谷的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在上述报告中称，热钱流入正在加剧亚洲通胀与资产价格上升风险，而这已成为该地区目前“主要的短期增长威胁”。该委员会执行秘书长诺埃琳·海泽称目前风险最大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印尼和韩国。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今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可能会高达8000亿美元，而去年下半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按年化计算约为4500亿美元。以中国为例，2010年前三个月中国面临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额合计为318亿美元，如果采用“外汇占款增加额减去贸易顺差再减去FDI(外来直接投资)流入额”的方法，则这一数字可达716亿美元。渣打银行全球研究主管李籁思在其近日发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称，这些资本的流入是全方位的，包括银行贷款、直接与组合型投资以及随利率变化而亦步亦趋的热钱。“流入这些市场的多数资金通常最终成为股票或房地产，从而加大这两个领域的通胀压力。”他预计热钱流动将一直持续到投机诱因消除为止。

　　关于热钱流入的原因，郑联盛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总体流动性过剩。危机期间全球央行实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市场资金过度充裕；二是投资机会冷热不均。欧洲债务危机阴云不散，迫使大量资金流出欧洲选择到美国避险或者到亚洲掘金。由此导致的通胀和资产价格上扬等负面效应已经在新兴经济体中有所显现。比如，印度和俄罗斯去年底今年初的通胀水平就已经达到15%，而亚洲多国房地产领域也已开始出现泡沫。“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热钱短期内改变流向，将给新兴经济体带来较大风险。”他说。

　　目前，包括IMF在内的多家官方或私营国际机构均已对亚洲热钱流入的风险作出警示，亚洲各国也已不同程度地采取行动加以防范。郑联盛告诉记者，对于亚洲国家来说，目前比较普遍的短期应对措施有两个，一是实行资本控制，二是扩大外汇储备。不过，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后，亚洲很多国家实际上外汇储备已经过剩，可以说其应对突然性资金外逃的能力已有所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扩容外储不仅成本昂贵，而且可能会因为央行的不完全冲销而加大国内基础货币供应，进而助长通胀压力。此外，诺埃琳·海泽认为收紧财政政策可能也有助于抵御热钱，但因为全球经济复苏仍存不确定性，且亚洲复苏也尚未达到“自我可持续”的状态，过早退出不排除会将亚洲经济的“V”形反转改写为二次衰退。

　　相比较而言，采取适当行政手段对资本进行控制可能短期内更具成本效益。比如，通过提高存款要求或者征收金融交易税等方法不仅可以降低对外部短期资本的吸引力，同时也有助于帮助资产价格降温。巴西政府已经在去年开始对金融交易直接收税，中国台湾地区央行行长本周二呼吁“在经济和金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应考虑或采取资本控制来促进金融稳定”，印度央行行长上月亦表示如果外资流入激增，该国将“切实采取”某种形式的资本管制。

　　到目前为止，曾在1998年严厉谴责马来西亚资本管制措施的IMF并没有对上述国家的表态提出质疑。郑联盛认为，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了IMF一个教训，那就是过度的自由虽然可以实现金融市场功能的最大化，但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并触发危机，其最终的结果可能是金融市场最基本的功能都无从实现。

　　不过，资本管制当然也不是“万能药”，适时适度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最大考验。一方面，如果各国同时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那么国际资本流动效率的下降将严重损害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功能；另一方面，如果各国资本管制幅度差距过大，则有可能导致热钱过度流入管制较松或者没有管制的经济体，从而给后者带来更大的不稳定。IMF同时警告，各国实行资本控制的决定应当考虑其可能给全球带来的扭曲效应，因为这可能会推迟一些国家采取需要的宏观经济调整，进而阻止全球需求的再平衡和经济复苏。(记者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