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何德旭 博士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最新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7.37万亿元；第二季度GDP增长7.9%，上半年GDP达到139862亿元，同比增长7.1%。同时在政府政策引导和消费内在动力的推动下，消费需求也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增长态势，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率先步入复苏上升轨道。但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些体制机制因素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过度依靠投资、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农业基础薄弱，另外，随着城市化和社会转型加速，城乡、地区、行业和部分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就业压力还在不断增加。近日，记者就相关焦点问题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何德旭博士。何德旭认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着力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在当前条件下，金融在有效启动消费中应发挥关键作用。

　　消费需求较快增长已成为遏制经济持续下滑重要支撑

　　主持人：今年以来，我国政府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一直致力于解决各种体制机制问题。从半年经济数据也可以看出，消费需求较快增长已经成为遏制经济持续下滑的重要支撑力量。您能否就相关数据给我们进行一些深度剖析？

　　何德旭：我们看到，由于消费需求持续加快增长，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也随之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大于投资和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一季度居民消费实际增长接近9%，政府消费实际增长8%左右，最终消费实际增长约在8%左右，高于资本形成额实际增长7%的水平。一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69.7%，投资和出口贡献率分别为33.1%和-2.8%；一季度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4.3个百分点，投资拉动2个百分点，出口下降导致经济增速下滑0.2个百分点。上半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3.4%，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较多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有所改变。

　　这样的局面既得益于去年底以来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扩大消费政策，包括“家电下乡”政策带动了农村消费的明显升温；汽车消费政策刺激汽车销量大增；住房消费政策推动商品房销售大幅反弹，再加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消费增长也发挥了间接促进作用，同时也与前期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消费需求内在增长动力明显增强密切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3-200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6%，今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收入水平提高为消费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支付保证。另外，最近几年我国养老保险普及率、基本医保普及率以及城市化率明显提高，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不断提高的城市化水平，都为居民扩大消费营造了稳定的预期和良好氛围，这甚至成为促进当前消费快速增长的长期性、制度性原因。

　　主持人：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目前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国消费的持续增长必将面临严峻考验。未来哪些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何德旭：一是农民收入增长减缓，消费持续增长缺乏后劲。在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条件下，农民工返乡增多、工资性收入降低，农民收入大幅减少，不利于消费的持续增长。5、6月份已经出现了农民消费增幅趋缓的迹象。二是城市居民收入预期悲观，消费意愿下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二季度城镇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为8.6%，比一季度大幅下降20个百分点，是1999年开展此项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也不乐观，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仅为3.4%，比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降低14.3和16.9个百分点。三是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近年低位，消费持续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2009年4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6.1，比上年同期降低了7.9；目前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是最近三年来的最低点。消费者对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和物价趋稳缺乏信心是消费者信心下降的主要原因。消费者信心下降虽然对当期消费增长影响不大，但对中长期消费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以金融手段撬动消费的策略选择

　　主持人：从以上您的分析看，我国经济要率先复苏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通过增强消费增长后劲和充分挖掘不同群体的消费潜力来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在目前条件下，应如何借助金融手段，依靠金融推动有效刺激消费、撬动消费、扩大消费？

　　何德旭：从理论上说，金融促进消费扩大有多条路径。比如，从西方有关消费函数的理论看，不论是绝对收入假说，还是相对收入假说；也不论是持久收入假说，还是生命周期假说，都认为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是消费的来源和基础。

　　在当前条件下，商业银行贷款除了为基础设施等大项目配套外，更有必要重点支持淘汰落后产能并购重组、带动产业升级的科技创新、服务于内需的中小企业以及服务业。资本市场也要更多地为民营经济部门和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支持，为其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和融资平台。鉴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使居民收支预期趋好的有效措施，保险业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扩大失业、医疗、养老保险以及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覆盖面和保险额的途径，降低居民的支出预期，实现消费扩大。

　　在货币政策方面，还要高度关注充分就业。我们知道，收入是制约消费的最重要因素，而充分就业又是提高收入最直接的途径。因此，货币政策也要为促进充分就业作出贡献。我们注意到，去年以来中央扩大投资的重点，一是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三农”、保障性住房工程、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投入力度，把公共资源配置更多地向群众直接受益的方面倾斜；二是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铁路、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三是用于加强薄弱环节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加快灾后恢复重建。这种安排固然有助于实现保经济增长的目标，并且可以从源头上防止出现重复建设、破坏环境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但其对就业的拉动是“一次性”的，仅能创造短期的就业机会，而不利于就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同时，为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作为吸收就业重要渠道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难以从既有的投资流向中获得好处，企业经营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愈发困难，导致企业倒闭和大量裁员。因此，由这类投资带来的就业和经济拉动会随着投资减少而缺乏动力。一旦出现“无就业的增长”，必然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下降，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目标的实现。

　　除此之外，还有必要发挥消费金融的作用。通过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也可以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为未来的消费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记者 黄丽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