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结构调整放到了突出位置。对此您怎么看？

　　贾康：应当充分认识这一良好时机的弥足珍贵，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界都应更多地考虑抓住时机调整结构，促使我国经济尽快从粗放型转为可持续的集约型。

　　记者：那么具体看，投资、消费和收入分配如何与结构优化相呼应？

　　贾康：已安排的政府四万亿元投资本身也是有优化结构作用的，它投向七大方面，包括基础设施、灾后重建、新农村建设、安居工程、生态保护、自主创新和科教文卫的硬件设施。并且四万亿元投资对消费也有拉动作用，项目投资会在40%左右的比重上转为消费。

　　此外，调整内需结构则应注重合理促进消费，特别是提高低中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并通过社保体系建设消除社会成员消费方面的后顾之忧。实际上，为了刺激消费，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创新了工作机制，如对务农农民的直补，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保护与工资按时发放，提高城镇低保标准和退休人员退休费标准，推动新医改、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实施住房安居工程、推行农村新农合和基本养老保障等，以及以财政补贴助推家电、机动车下乡。这些对于解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和增加可用收入而增加即期消费，调动潜力增加农村消费等，都有很好的作用。

　　记者：与消费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分配悬殊、利益配置不合理问题。这涉及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和再分配调节。

　　贾康：是这样。对于现在影响非常大的垄断行业和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凭借垄断权力,不合理、过多地占有国民收入份额的问题，亟待通过配套改革措施加以认真解决。

　　记者：从产业结构来看，集中到一点是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促进升级换代。而这项改革已进行了多年，难点在哪里？

　　贾康：我认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更加强调和注重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如果只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的话，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作用会比较有限，副作用或实效难到位的情况也是比较明显的。实践已反复证明，很多具体项目政府不一定能看得很准，往往政府只知道一个方向，比如说要节能降耗，到底什么样的企业能在节能降耗中有竞争力，能够站住脚，这要通过竞争才能知道。实际上，推进大量的结构优化事项，往往政府只需要给一个导向，再加上经济手段(经济杠杆)的规范化设计和运用，比如有一系列有针对性、体现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的税收或者支持补助的优惠措施，而后让企业自己在竞争中形成优化配置，通过市场来进行优胜劣汰，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记者：从税制角度看，可以有哪些作为？

　　贾康：要达到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结构的目的，我认为需要充分利用资源税、消费税、环境税的区别对待措施。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资源要素的相对价格都应该上调，从而使各方面更加珍惜资源，节约使用初级产品，刺激各种主体千方百计地开发节能减耗的工艺、产品和技术。从长远来看，这个经济杠杆不但要用，而且要用好、用充分。

　　现在正是充分利用这些经济杠杆的好时机。从宏观环境来看，经济从前低转向后高，通货紧缩压力已经不存在，通货膨胀压力又还没有现实形成，这时候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推出资源税改革。资源税负的合理调整，最终也应该达到把一些过剩产能和落后企业淘汰出去的效果。

　　记者：财政与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只手，我们注意到，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作出安排，其中一点就是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要有效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融资难”怎么从根本上破解？

　　贾康：这个问题很重要。2008年以来，我们被一系列事件触动：发生了大地震，救灾重建需要金融支持；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抗寒过冬”需要金融支持”。我们可以看到，各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对这些事项的表态和它们的运行机制之间，明显地存在“两张皮”：虽然表态都是非常明朗的，但后面没有支撑它持续做这种事情的运行机理，资金运用的这种结构取向，完全不是商业金融内生的运行机理可以长久支撑的。

　　真正与之对位的，其实是我国必须在探索开拓中合理构建的政策性金融系统，和配上政策条件引致商业金融机构可持续参加的政策性融资事项。这是一个涉及我国商业、政策金融体系全面改进的方兴未艾的挑战，是一个必须在中长期发展、改革、稳定中处理好的创新过程，但只有如此这般去努力，以金融支持结构优化，包括支持三农、支持中小企业、支持自主创新、支持节能降耗等，才能越做越实。（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