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过后，福建对省内第二大水系九龙江流域养猪业下达“限养令”：干流两岸1公里和支流两岸500米内的养殖场全部拆迁，禁止在干流两岸5公里、支流两岸1公里内新、扩建养殖场，禁建区外养殖场要达标排放，否则一律关闭。(新华网4月14日)

　　事实上，这一纸“限养令”已经将部分九江干流两岸的养猪户逼上了“绝路”。大的养猪户短时间内不可能找到新的养殖场所，只能忍痛将猪贱卖，巨额贷款将无法偿还；小的养猪户要想老地方养猪就必须实现“零排放”或“立体生态种养”方式，这就需要资金改造，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大量养猪户将被迫选择退出。“限养令”之下，福建龙岩、漳州两地上万养猪户的猪舍被拆迁，几十万头生猪被清栏，经济损失上亿元。

　　可以此看出，当地政府对养猪户下达的“限养令”已走进了一个误区——当公众利益与个体利益博弈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否则，我们也就看不到一些城市为了整体形象，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对一些“钉子户”下狠手。

　　然而，何谓公共利益呢？不外乎是由一个个私益构筑而成。政府有义务维护公共利益不受损，但同样有义务最大限度去维护好公民的私权益。实质上，在养猪户个体利益维护与环境保护的大局面前，并非完全不可能调和，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平衡点——既让河水干净了，也让养猪户生产能够持续发展。

　　一是当地政府应加大对养猪户搬迁时的补偿力度，免除众多养猪户搬迁后能不能继续养猪的后顾之忧。二是政府有必要分担部分环保成本。对于已经长期习惯了粗放养殖的大部分养猪户而言，短时间内完全推行立体生态养殖模式很难，需要政府加强技术指导。三是对于搬迁养猪户在新址建设和设施投入上，给予政策优惠和信贷资金扶持。(毕晓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