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举动放在西方企业身上，便是正常的企业追求收益和扩张的行为，但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么做，就可能被“妖魔化”。中国的企业家还需要学习更多的收购技巧和艺术

　　当美国最大的汽车企业——通用汽车公司宣布进入破产重组，它旗下的各大品牌和资产引得众多企业心动——金融危机的影响展现出又一个侧面：企业并购机会大量涌现。但也正因为是这样特殊的时机，收购对象所在国政府在种种压力下，对外来收购者的审查特别谨慎和顾虑重重；许多并购都由政府直接插手干预。

　　因此，希望通过并购直接进入欧美市场的外国企业，特别是新兴国家的企业，在面对这样的难得机遇时，仍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除了诸多经济考量之外，政治因素也会是一种重要障碍。金融危机促使各国展开“经济自救”，民族情绪与之伴生，外来的收购者常常会遭遇民众抵触。除非是急于将亏损或破产企业脱手的股东，工会、经营层、竞争对手企业和消费者，都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反对外来投资者的跨国并购计划。而重重压力下的政府，在做是否批准的决定时，平添了不确定性，任何事前的承诺和表态都不等于最终的结论。

　　西方各国政府和媒体，对中国的国有企业仍抱有较深的成见

　　从最近中铝收购力拓的失利，联想到当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受挫，中国国有企业在对外收购时受到的政治和社会阻力特别大。因此，我们的国企不能忽视这样的政治障碍和当地社会的担忧。西方各国政府和媒体，对中国的国有企业仍抱有较深的成见，他们的疑虑集中于以下几方面：国有企业不同于私有企业，它们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不能摆脱政府的意志，国企的收购决策本身或许就有政治色彩；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成功收购了西方企业，其未来的经营和定价模式可能都会受中国政府影响；中国企业的劳动待遇低于西方企业，工人们担心未来的劳动条件和保障；经营层则担心股权易手后自己可能受到的种种掣肘，和经营理念的冲突等。

　　尽管西方国家也承认，在经历30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企在独立性上有了很大提升，已经接近于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但仍然认为国家控股的企业本质上还是有别于民营企业，它的许多重要决策不依市场规则，而听命于政府。另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近些年来的跨国投资和并购集中于能源、重工和机械制造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颇为敏感，难免受到所在国政府干预。

　　综观近来的多起并购案，中国企业大都表现出强烈的对品牌、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渴望。这本属正常，却很容易被外国媒体和一些反对力量曲解为对其民族工业的控制倾向，和“掌控世界生产线的野心”。许多举动放在西方企业身上，便是正常的企业追求收益和扩张的行为，但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么做，就可能被“妖魔化”。凡需要通过政府部门审查的并购案，如是中国国有企业作为收购方，往往不能成功。而中国收购者在报请审批之前已经为谈判、协议和承诺付出了相当大的成本。

　　诸多政治考虑可以用各种经济或法律上的理由伪装

　　除了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就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对企业跨国并购和国内并购基本一视同仁，适用的法律主要是公司法、合同法、证券法等，主要调控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惟一与政府直接强行干预相关的法律是反垄断法。中国企业往往是某一市场的新进入者，似乎不涉及垄断问题，但如果中国企业存在纵向兼并以消除上、下游竞争的可能性，仍然会被以妨碍竞争为由制止。实际上，并购对竞争造成的影响十分复杂，这使得对它的裁判很容易融入政治考虑，而且在诸多经济标准的掩盖下不露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