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朱家溍先生：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名家访谈”连载之赵珩 三】

　　壹

　　他一直不太赞成四合院的提法

　　多年来，我始终称他为季黄老伯

　　【世家】

　　朱家溍先生是我的长辈。

　　最近这些年有很多文章都提到我和朱先生是忘年交，这是我绝对不敢承当的。我从1985年接触到朱先生，到他去世将近20年的时间，无论问学、求教，我都是执晚辈弟子礼，朱先生是我的长辈，也是我的师长。

　　朱家和赵家虽然彼此很了解，但是我父亲和朱先生只是认识，却没有什么交往，和朱家溍先生的交往是从我这儿开始。

　　我第一次知道朱家溍这个名字是在1981年。是从梅兰芳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上看到了这个名字，这本书在“文革”前的1961年出了第一集和第二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那个时候关于戏曲的书非常少，而我从小是个戏迷，所以《舞台生活四十年》是我经常翻阅的书。重印的时候已经是1981年，时隔了20年，这次重印出版加上了第三集，第三集的扉页上印着“梅兰芳口述，许姬传、朱家溍记”。

　　当时我不了解朱先生，就向我父亲了解朱先生的情况。父亲对朱家的情况比较了解，对我讲了朱家的家世。后来我在拜访许姬传先生时也听许先生讲了当年他们一起整理梅兰芳口述《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一些情况。

　　说到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最早的发起人应该是黄裳先生，时间是在1950年，当时黄裳还是《文汇报》的年轻编辑、记者，这本书的缘起，他功不可没，是他最早找的梅先生，希望能为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做一本文字记录。

　　1985年，我第一次见到朱先生。

　　那时我已从医院调到出版社工作，起因是出版社想筹办《收藏家》杂志，由我起草出版规划。我便开列了一个应该去拜访的人名单，其中就包括朱家溍先生。此后，从我第一次去板厂胡同拜访他，一直到2003年9月他去世，一直没有间断接触。

　　朱先生对我的家世也是非常了解的，当时朱先生的夫人赵仲巽女士还在，她对我的家世比朱先生更为了解。因为她小的时候就在北兵马司我的曾伯祖赵尔巽那个大宅子里玩，她比我的叔祖父赵世辉小几岁，接触很多。因此我一去，她就必提我的叔祖父。

　　后来《收藏家》没有办成，而是用这个刊号办了《燕都》杂志，我当时负责《燕都》杂志编辑部的工作，因此也向朱先生约过很多稿子。

　　开始，我们谈的内容多缘于工作关系，经常谈的是北京的旧事，包括北京的住房格局等。他一直不太赞成四合院的提法，他认为，应该叫四合房，四合院不能概括北京所有的民居，对于一些大宅门的房子，朱先生认为应该叫第宅。朱先生为这个写了文章，在《燕都》上刊登，题目叫《旧京第宅》，分上下两期载完。

　　后来慢慢地，聊的越来越多，主要是戏曲，还涉及文物、收藏、旧时掌故、书画等等。

　　朱先生字季黄，因为是世交，多年以来在书信中我都称他为季黄老伯，他称我为赵珩世兄，这是我们两人书信往还中的称谓。

　　贰

　　上中学时他就点读了全部《资治通鉴》

　　数理化却是一塌糊涂

　　【国学】

　　朱先生虽然和我们家交往不多，但是与我父亲在家庭教育等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我父亲这一代，甚至我小的时候，家庭教育都与现在不同。长辈中没有谁对你直接提什么要求，有些习惯就是自我养成，包括基本功的锤炼。朱先生上中学时就点读了全部《资治通鉴》。我在“文革”中赋闲没事儿，也在家标点了《汉书》，不光是点读原文，就连颜师古、应劭等的注都点了。

　　我父亲是在北京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上的学，那是十年一贯制的教育，全部说英文，不算是国家教育体系内的学校，王世襄先生也是那里毕业，我父亲比王世襄先生晚了将近十年。而朱先生上的则是正经教育体系内的中学。但是，不管在外面上什么样的学校，回到家，都有好几位专门讲旧学的家庭教师，如讲经学的、讲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的，还有讲史学和诗词的等等。

　　当时很多人家都是这种情况，主要是考虑到孩子的新式教育不可废弛，中国传统的经史也不能丢弃。我所知道的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周一良先生、杨宪益先生等都是这么过来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很相似。

　　朱家和赵家虽然都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但朱先生的父亲和我的祖父都非常新派，不守旧。我祖父一直主张我父亲要学习新学，朱先生家更是如此。他的父亲朱文钧(字翼盦)先生是英国牛津毕业的，学的是经济，回国后在清末的度支部就职，民国后度支部变成了财政部，他做到监事、盐务署长，所以朱家和赵家都不是那种陈旧、保守的家庭。

　　这几位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数理化的成绩在学校都是一塌糊涂，都是文科的基因，直到我这一代，数理化也是十分糟糕的。

　　朱先生和我父亲都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朱先生入学是1937年，毕业是1941年。我父亲入学是1943年，毕业是1947年，比朱先生晚了六七届。

　　朱先生在辅仁期间也是辅仁的全盛时代，他的授业老师都非常了不起，有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有沈兼士先生，还有余嘉锡先生、顾随先生，都是很了不起的教授。朱先生当时还帮助沈兼士先生整理很多文字学方面的教案，对他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朱先生毕业时正是沦陷时期，当时谋事很困难，所以朱先生1941年到了重庆，在国民政府的粮食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可是他一点都不喜欢，那是“没法子，混饭吃”，这个朱先生对我讲过。他那时要查很多档案，要起草很多公文，对他来说如同嚼蜡，是极没意思的事情。

　　1943年机缘巧合，故宫的很多东西在抗战期间运到了大后方，当时要在重庆搞一个文物展览，需要清理几十箱文物，朱先生被马衡先生看中，开始参与了这项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北平光复，故宫文物又运回了北平，他自此进入故宫工作。从此五十多年的时间，朱家溍先生几乎把一生贡献给了故宫。

　　叁

　　朱先生和王世襄是总角之交

　　个性上看，朱先生更为豁达

　　【发小】

　　朱先生和王世襄两个人是发小，说得文雅一点就是总角之交。两个人在家世及经历方面差不多，但爱好却不相近。除了他们共同的文物方面学问之外，朱先生喜欢戏曲、书画之类；王先生比较好动，喜欢熬鹰走狗、蓄养秋虫，对蟋蟀、鸽子以及古琴、木器、文玩杂项诸类都有独到的研究。

　　王世襄先生的父执虽然也当过外交官，本人又是北京的美国学校出身，但是朱先生却比王先生更洋派。朱先生喜欢穿苏格兰呢子的花格衬衫，宽条灯芯绒裤子，保持了三四十年代的老式洋派，到晚年都是如此。王先生则喜欢穿中式的对襟褂子。很有意思的是他们晚年经常一起出席各种活动，朱先生总是正装西服领带，而王先生却是一身中式便服，风格迥异。这两个人都不是特别修边幅，但是相对来说朱先生更注重仪表。

　　他们在个性上也有很多不一样之处，相比之下，朱先生更为豁达。

　　1952年，他们两人都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到朝阳门外的东岳庙。这一段经历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释怀的结。王世襄先生直到晚年都不能提这个事，一提到就义愤填膺，直到晚年都过不去。但是朱先生说到这个事的时候却是泰然自若。他给我详细讲述过当时怎么来抓捕他，他说：“当时房头上和院墙上都站着兵，荷枪实弹，其实用得着吗？”并说：“走的时候给我戴上手铐，我还来了一个《战太平》中华云在采石矶被俘的亮相”。这些描述不禁让我哑然失笑。他也不大爱提1952年那些事，但是提到时也就是一种很诙谐的态度。当然，他心里也有痛苦，但表面上却能一带而过。

　　这也说明他心里坦然，没有让旧日的伤痛影响到后来的生活和情绪。除了1952年那次，他一生还遭遇过很多坎坷，一是在五十年代末，被下放到江苏宝应劳动锻炼，他也能安之若素，在那里觅得生活中的快乐。二是“文革”中又去了湖北咸宁和丹江的两个干校。朱先生和王世襄在干校都有几张照片流传于世，光着脊梁，穿着短裤，晒得黝黑，与真正的农民无异。在那种生活状态中，只要给他一定的空间和宽松一点的环境，他就能过得高兴，这也说明朱先生非常乐观、豁达，这是他非常了不起的方面。

　　我和朱先生接触那么久，从来没听他在背后臧否人物，无论是对人、对事从来不说谁如何如何不好，总是说人家的长处，永远与人为善，就是略有一些不满的时候，他也说得很含蓄。

　　肆

　　直到晚年他还经常“耗腿”

　　到朱家程门立雪问艺的行内人非常多

　　【戏曲】

　　1988年，周一良先生给我写了两封信，都谈到他的大伯父周至辅(明泰)有一本研究杨小楼的资料希望出版的事情，后来这件事总算办成。这本书的内容不多，没有多少字，是很薄的一本小书。我想请朱先生为封面题签，为此征求周一良先生的意见，他也十分高兴，觉得朱家溍先生题写书签是最佳人选。后来朱先生寄来十几条题写的书签让我选择，十分认真，也可见朱先生对杨派艺术的崇敬。

　　朱先生是一位戏曲研究家，他从来不愿意人家说他是京剧票友。他是酷爱京剧，对京剧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能够粉墨登场。他在六十年代初就曾经和言慧珠演过《霸王别姬》。言慧珠当时也是名角了，不是随便人都能给她配戏的。梅兰芳晚年演《霸王别姬》时，扮演项羽一直是用的花脸刘连荣。但最早梅兰芳和杨小楼演的时候，杨小楼是以武生的行当来演项羽，项羽的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气形象，武生远比花脸要好得多。所以朱家溍演项羽，也是以杨派大武生的功架去演绎的。

　　“文革”以后，他恢复了多年不见于舞台的许多传统戏，比如《麒麟阁》、《青石山》《宁武关》《湘江会》等。他演《青石山》我在场，是在长安大戏院。那天还发生了个笑话，因为多年没人演出此剧了，观众对剧情并不熟悉，而且那天的节目单又打错，把扮演吕洞宾的演员印成了朱家溍，大家都是奔着朱家溍去的，结果道装小帽的吕洞宾一出场，碰头彩震天响。吕洞宾本来在剧中就是个配角，于是弄得那个扮演吕洞宾的演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到朱家溍先生扮演的关平出场，却反响平平，这也说明大家对朱先生的期待。那天朱先生在后台拍了许多剧照，还特意亲自题写了一帧送给我，保存至今。

　　因为朱先生真正懂得戏曲艺术，所以到朱先生家程门立雪问艺的行内人很多。这些人有的是戏校出身，有的是梨园世家。朱先生虽不是科班出身，却是知见广博，虽然因为年纪大了，不能身体力行，做不到了，但是他却能给予指点。晚年和他配戏的旦角主要是宋丹菊，她是四小名旦宋德珠的女儿，又是朱启钤文孙朱文相的夫人，这个朱家与我家也是世交。另外，仰慕他、与他往来的戏曲艺术家也很多，像后来被尊为武生泰斗的王金璐就是其中之一。2013年，朱家姐妹为纪念朱先生10周年忌辰，在正乙祠搞了一次纪念活动，那天刚刚经历老伴去世的王金璐先生还抱病参加了活动，发了言，实在令人感动。王先生当时已经是90多岁高龄了。他对朱先生的艺术、为人，都有很高的评价，可见朱家溍先生在梨园界同仁心目中的位置。

　　朱先生的兴趣爱好极其广泛。他们家里也唱堂会，我看过他们家堂会的戏单，一些名角都在上面。由于家庭和环境的熏陶，他从小就喜欢戏曲，尤其喜欢武生戏，特别钟情于杨小楼。

　　朱先生问艺的开蒙老师是范福泰，还有很多人是给杨小楼配戏的，像王长林、范宝亭。钱金福那时已经去世了，于是他就向迟月亭和钱金福的儿子钱宝森、杨小楼的女婿刘砚芳、琴师曹心泉等问艺。朱先生虽然没得到过杨小楼的亲炙，但经过那么多和杨小楼接近的人指点，很得杨小楼的神韵。当然，他看杨小楼的戏也很多，耳濡目染，印象深刻。他跟我聊天时经常聊起杨小楼的艺术，直到晚年，还经常“耗腿”，他的腿还能抬起来，云手、山膀的架势也都中规中矩，所以说，朱先生在戏曲功底上的锤炼是非常深厚的。

　　他学戏从上中学时开始，在辅仁的时候就有很多剧照。甚至在干校时期，他还能粉墨登场，演过郭建光和李玉和。那时可谓是苦中作乐，朱先生也很乐于以此消遣。

　　我小时候也经常看戏，虽然比他晚了几十年，但有些事还能接上头，因为我喜欢翻看一些戏曲资料，也知道些京剧舞台的旧事，因此也很得朱先生的奖掖。1990年，为了纪念徽班晋京200周年，我参加《京剧史照》的编辑工作，于是要向朱先生请益的事情更多。我在朱先生那儿看到很多旧时演出的剧照，也听他聊一些老一辈演员的情况，我们俩一聊就能聊几个小时。在他们家板厂胡同的耳房里有一个朝西的窗户，每次一边聊着，一边听着那斗室中蜂窝煤炉子上热水壶嘶嘶作响，看着落日的余晖射进小院，金色的晚霞洒满西窗，感觉特别温馨，这场景至今挥之不去。

　　朱先生看戏的时期，正值京剧的巅峰，也就是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足鼎立的时代，朱先生对梅、杨、余都有很中肯的评价，对同时代的其他演员的议论也都是非常公允、客观的。每当说到高兴处，尤其是杨派大武生，朱先生都常常站起来，连说带比画，刻画得入木三分。

　　伍

　　作为文物鉴定大师，他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朱家收藏的碑帖、家具、书画、搁今天何止上亿

　　【遗产】

　　在书画、碑帖的鉴赏知识方面也有很多我向朱先生请教的地方。例如，现在有很多古代作品都会有争议，包括张伯驹收藏过的展子虔《游春图》和《平复帖》，也都会有一些异议，朱先生是以非常客观、平和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有一次我们聊到故宫从拍卖市场上拍回的宋代张先的《十咏图》，有的人说可能是赝品。朱先生说：“张先的东西从未见于世，未见于世的东西就没有参照物，没有比较，那么我们今天只有这一件，而且从纸质、墨色各方面来看，应该说与他所在的年代相差不远，即便是仿的也是当世人仿的。既然没有其他的参照做对比，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把它看成是张先的作品，是真的。”这是比较宽容、客观的看法，我和朱先生聊这些的时候也非常受益。

　　1988年，我请朱先生来我家吃饭，他非常高兴，对我家烧的菜也大加赞赏。晚饭后，我请他看了一些我家的旧藏书画碑帖，记得那天晚上朱先生非常高兴。我也将我家藏的20年代初影印的《宋拓房梁公碑》的珂罗版画册送给朱先生一部留作纪念。这件东西当时只印了一百部，我手里也只有两三部。

　　晚年时他应邀全国各地去跑，都请他做文物鉴定工作，到哪儿都受到很高的尊重和礼遇。有人说，朱家溍先生鉴定文物的慧眼是与生俱来的，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天下哪里有与生俱来的东西？文物鉴定的学问既没有设立这样的学科，也没有这方面的教材，对于文物鉴赏的知识只能是从实践中来。朱先生是文物鉴定大家。他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别人所不具备的，就是他几十年在故宫接触了无数名家书画以及器物之类的东西，这是他的工作环境给了他一个良好的实践机会，所以朱先生对文物鉴定有很深的造诣。另外，他的父亲朱翼盦先生也是收藏家。家里书画、碑帖、古籍版本及器物极其丰富，耳濡目染的熏陶，生活环境的接触与养成，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朱先生对于青铜器鉴定、清宫的生活、清代掌故知识等知见也非常丰富。退休以后，他出了一本《故宫退食录》，内容很多，也很庞杂，涉及他工作和经历的方方面面。

　　朱先生兄弟四人，长兄家济在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二兄家濂从事版本目录学，在国家图书馆工作；三兄家源搞明史，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虽然从事的研究略有不同，但都是以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立身于世。朱家收藏的碑帖、家具、书画、古籍等等，按今天人们看重金钱的观点，估算下来其价值何止上亿？可是仅据我所知，他们兄弟就分四次捐献给国家。1953年捐献碑帖700种，1000余件，可以说是在故宫现存碑帖中占有一定比重的。1976年又将两万多册古籍捐献给了社科院。同时，将“文革”抄家退赔的明清紫檀、黄花梨家具捐给了承德避暑山庄。最后一次是将二十余件珍贵书画捐献给祖籍的浙江省博物馆。当然，1953年的捐献背景比较复杂，但是“文革”后发还查抄物资的捐献确是出于不让珍贵文物星散的原因。彼时，由于政治环境的宽松，收藏热度已经在逐渐抬头，觊觎朱家退赔文物，愿意出高价竞买的也大有人在。把退赔的红木家具拉回来只能堆在院子里，狭小的室内进不去，与其让这些东西风吹日晒，或者卖给那些投机倒把的商人而使文物散佚，就不如全部捐献给国家，于是他们兄弟商量后就全部捐了。

　　关于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朱先生的理念。中国社会变化非常疾速，收藏品在一家一姓个人手里不一定能够守得住。历史上有多少人家，子孙不肖，败落之后收藏星散了。或者留给子孙，但家里儿女众多，为此而打官司的事情屡见不鲜。真正留给子孙的财富是什么？应该是精神财富，物质财富早晚有花完当净的一天。精神的传承罔替永远是家族最珍贵的遗产。

　　每次展卷观看古人书画的时候，总看到上边钤有“子孙永保之”、“子子孙孙永保之”的印章，但在后世拜观的时候，已经不知流经多少人之手。所以对此应该豁达，不如给它们找一个好的归宿。

　　在与朱先生接触中，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这件东西值多少钱，那件东西值多少钱。在他的眼里，文物只有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这正与今天那些追逐市场涨落和估算经济价值的鉴宝节目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陆

　　住十二三平米，骑车上下班

　　家猫、野猫大摇大摆，自由出入

　　【生活】

　　朱先生的屋里有两个小横帔，一幅是当年许姬传先生给他写的室名——“宝襄斋”。还有一幅小横帔是启功先生给他写的“蜗居”两个字。一幅挂在里屋的门口对面，一个挂在内室的门框上。

　　说到蜗居，朱先生的居室确实是蜗居，他的起坐间就在北房耳房的一角，大概十二三平米，一个很小的空间，靠北搁了一张老式的八仙桌，桌子上堆得乱七八糟，还有一台12寸的小电视，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他去世。里屋稍大些，也是书房和卧室，而外间就两个木头扶手的旧沙发，木靠背，一个靠垫也不软和，来客就在这样的地方说话聊天。

　　朱先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虽说住的是蜗居，但是每到春节前后，他的书房案头上都会摆上几盆盛开的水仙，给不大的居室少添几分和煦与春意。

　　他有四个孩子，长子传棠在“文革”前就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分配在辽宁鞍山，一直不在身边；次女传梓结婚以后搬了出去；大女儿和三女儿——传栘和传荣一直在他身边。朱先生的夫人赵仲巽女士是一个旧式的知识妇女，但一直没有工作过。他们夫妻相濡以沫，直到夫人先于朱先生去世。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也非常好，经常互相逗着玩。传梓、传荣姊妹对父母都是以“爹、娘”称呼，不像我家叫爸、妈。虽然家里很简陋、破旧，但是气氛融洽，是那些豪宅富贾不能想象和企及的。

　　家里养了几只猫，都不是什么名贵品种，由于来去自由，上房爬树，因此身上总是弄得稀脏。也有随时来访的野猫，出入也是大摇大摆，无所顾忌。他们在屋门下端挖个窟窿，猫能出入方便。有时候，那些猫也跑到朱先生身上，蹿上跳下。虽然是蜗居之中，其乐也融融。我能感觉到他们家庭的欢愉与和谐，也为此而深受感动。以朱家所捐献的文物而论，就是随便拿出几件来，买几处豪宅也是绰绰有余，但是朱先生和他的两位兄长却一直住在这所并不宽敞的院落中，安贫乐素，这可能是很多人所不能理解的。

　　朱先生兄弟四人，除了家济在浙江，其余三位都住在一起，他们兄弟感情也很好。

　　我从来也不在朱先生家吃饭，朱先生也从不留客，每在吃饭前大家就走了，他家里也实在没法招待客人。朱先生直到晚年，仍然是骑自行车上下班，故宫里的办公室也不是独立的，而是跟别人拼在一起的。

　　柒

　　朱家溍、王世襄的学问，是否为学界所认

　　工人、修车的都可以是他的朋友

　　【修养】

　　以戏曲和文物鉴定而论，戏曲有赖于朱先生自己的爱好和用功，以及聪明。文物鉴定来自于他的家庭环境与工作环境。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朱家溍也好，王世襄也好，他们是哪样的学者？可能在若干年前人们不承认他们，认为他们不是正统的、学院派的学者，只是杂家而已，实际上我也听过很多这样的议论。但是他们的腹笥甚宽，他们的旧学功底，乃至于各方面的文化知识，也往往是那些学院派学者远不能达到的。

　　朱家溍先生和王世襄先生在中年时赶上很多次政治运动，再加上学院派学者对他们的不认可，所以他们在各方面境遇并不是很好，但是他们的晚年却非常荣耀。这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国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他们的知识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他们的文化得到了认同，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也是一个比较宽容的时代。今天的人们开始喜欢收藏，喜欢书画，喜欢旧学，喜欢掌故和诸多传统文化方面的学问，这也说明我们社会的进步和价值取向所发生的变化。但老先生们没有变，他们还是他们自己。

　　虽然在近几十年他们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追捧，但是朱先生从来没有端过架子，完全是以普通人自居。他的朋友有各色人等，唱戏的、故宫里面的工人、文物修复人员，甚至有修自行车的，形形色色，朱先生都一律平等看待。

　　他是一个非常本色的人，在他身上看不到包装的色彩。从朱先生的文章中也能看到，绝没有用理论吓唬人，也没有那么多起承转合，只是就事说事，语言也非常朴实，这也为学院派所不重视，觉得他只能就事论事，没有什么理论。实际上朱先生的很多理论是尽在不言中。现在我们经常会看一些假大空的文章，很多言之无物，很多完全没必要写那么长，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问题，非要搞得那么玄妙，结果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证明无用。朱先生的文章没有这些矫揉造作，其中蕴含的知识和道理却是永远都不过时的。

　　很多不是正途出身的学者，知识往往来于长期的实践，从其家庭背景、读书背景、知识结构和学识的广博而言，许多不是学校教育所能完成。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应该怎么样来看待他们？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有人说王世襄的学问、朱家溍的学问是从玩闹出来的，其实是不正确的。他们都有很深的旧学功底，包括经史之学、文献之学，很多是从小时候训练而来。现代的学校教育多没有这种训练。王世襄虽然是燕京毕业，但是后来并没有用上学校所学的东西。朱家溍在辅仁读的是国文系，倒是与幼年的读书有了更多的契合。朱家溍刚上大学时想学素描，后来余嘉锡、沈兼士他们说：“你学这个干吗？还是好好读经史。”他就没有再学素描，放弃了走绘画这条路。他素描功底虽然不行，但是他中国画画得相当棒，字也写得很好，尤其是他画的仿方士庶山水，精彩极了。他还给我看过他仿韩滉的一张《五牛图》，功力极深。幼年的熏陶和所处的文化氛围给了他极大的益处。现在很多人缺乏基本的文化造诣，做旧体诗做不了，因为不懂格律；写字写不了，因为没有幼年临池的基础。可是朱家溍曾经想当画家吗？他从来没想过；想当诗人吗？也从来没想过。这些东西不过是中国文化人应该具备的修养而已。

　　捌

　　是非与荣辱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做人的准则

　　“他把自己的心永远捧得高高的”

　　【境界】

　　2001年，我有一本书要出版，我送了一份校样给朱先生看，希望他给我写一篇序。朱先生非常仔细地看了一遍，居然写了一篇6000多字的序，同时也指出我里边的一些谬误。那些谬误我仍然留在了书中，而在后记中写到了朱先生的指正。证明前辈老先生闻见广博，而我的知见孤寡，立此存照。

　　朱先生在少年时代也溜冰、吃馆子、听戏、玩摄影，但是都没影响基础教育和读书。而且他们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儿，从来也不自我炫耀。面对人生的顺境与逆境，他都很坦然。

　　辛弃疾有首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就是这种黯然神伤，这种悲怆，经历了无数的人生阅历后，都尽在不言中，那是一种自然的流露。

　　传荣在写到父亲的时候，曾援引她母亲对朱家溍先生的一句评价——“他总是把自己的心捧得高高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一直在玩味其中的含义。我很了解朱先生的经历，也了解他的为人。他经历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优裕生活，也经历过青年时代的颠沛与动荡，他经历过中年时代的屈辱与不公，也享受过晚年的辉煌与荣誉。是非与荣辱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做人的准则。财富的得失、生活环境的好坏也没有影响到他的所为与所不为。自爱、自尊、自信永远是不变的自我。

　　八十年代，朱先生也曾应邀做过几部影视剧的顾问，但是拍出的作品却没有按照他的指点还原历史真实，他对此十分不满，从此拒绝担当这样的顾问工作。朱先生从不做沽名钓誉的事，更不以金钱的诱惑出席些商业性的社会活动，除了故宫、中央文史馆和民革中央组织的活动，很少参与那些文物鉴定的事，因为，“他把自己的心永远捧得高高的”。

　　真正的尊严从来不是别人的认同和尊重，而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同和尊重。“永远把自己的心捧得高高的”绝对不是妄尊自大，而是不失去做人的尊严，是摆脱了世俗之上的骄傲，也是经历过人生波折的大彻大悟。朱先生从来没有因别人给予的荣耀而自喜，更没有因前半生的坎坷而怨天尤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应该是从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境界。我觉得朱先生是这样的践行者。

　　玖

　　“你跟我说实话，这肺癌到最后的时候疼不疼啊？”

　　楼道最东头的窗户前，他坐在轮椅上，长时间地伫望着故宫

　　【故世】

　　2003年的春天我到朱先生家去，聊了一会儿，他忽然问我：“你怎么戒烟了？”我说：“没戒，在您这儿就不抽了。”因为我知道他检查出肺癌。他说没事，说着进里屋拿出一盒大中华，拆了，两个人对抽。

　　后来屋里没有人，他左顾右盼以后，轻声问我：“你们老太爷也是肺癌，我就想问一个事儿，你跟我说实话，这肺癌到最后的时候疼不疼啊？”我对他说：“肺没有神经，不疼，到晚期只是衰竭。”朱先生听了很释然。

　　他最后在305医院去世。我去看过他两三次，最后一次给他送了一些家里做的沙拉，还有从德国肠子铺申德勒买的新鲜香肠。那天他睡着了，我和内子没有惊动他。晚上传梓给我打来电话，说朱先生醒了知道我来过了，看到那些吃的东西很高兴，跟他两个女儿说，“今天晚上好，有西餐吃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朱先生。

　　朱先生住的305医院楼道很长，楼道最东头的窗户可以俯瞰故宫和北海。据说朱先生经常请护士把轮椅推到东窗下，长时间地伫望着故宫——那是他五十多年为之贡献的所在。

　　朱先生的安葬仪式是在十三年前一个秋雨瑟瑟的日子，在万安公墓。我去了，送别一位我非常尊重的长者、前辈。

　　供图/赵珩

　　赵珩口述 本报记者/王勉录音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