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地赤子”鄂栋臣：测量地球两极的人

　　1984年即参与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为南极山川湖泊冠上中国地名的“极地测绘之父”病逝，享年80岁
　　“极地赤子”鄂栋臣：测量地球两极的人

　　1989年1月，鄂栋臣参加创建中山站。受访者供图

　　姓名：鄂栋臣

　　性别：男

　　年龄：80岁

　　籍贯：江西广丰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职业：中国极地测绘事业开创者、极地测绘与遥感信息学奠基人、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原主任

　　从中国到南极，随船要走20多天，即便在南极的夏天，内陆地区依旧有零下40摄氏度，并且南极天气变幻莫测，早上的晴天持续不了几个小时，暴风雪可能就会来临。而要到北极去执行科考任务，则基本是在北冰洋上进行，至少两个月时间都需要随船。

　　这样的条件下，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原主任鄂栋臣去了7次南极、4次北极参与科考工作。中国在南北两极科研探索方面起步晚，而鄂栋臣1984年就跟随中国第一次南极科考队，连续20多年，奋战在中国极地测绘的科研一线，亲身推动了中国极地科考的发展。

　　测绘完成中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参与创建南极长城站、中山站和北极黄河站，为南极山川湖泊冠以中国地名：长城湾、望龙岩、龟山、蛇山、八达岭，在北极建立GPS卫星跟踪站，扩展中国卫星跟踪轨道范围……鄂栋臣的从业经历，串起来就是中国极地考察发展史。

　　这位把测量极地作为一生任务的“极地赤子”，在2月21日凌晨，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去到了比极地更远的地方。

　　去南极

　　“就是死了，我也光荣”

　　“极地气候条件比较恶劣，且在内陆地区会有高原反应。”鄂栋臣的学生、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教授周春霞跟新京报记者讲起极地的环境，“但与鄂老当时去的时候比，现在的条件、装备已经好太多了。”

　　“现在极地都有中国的科考站，鄂老当时去建站的时候，没有站点，只能睡在帐篷、睡袋里，早上起来，身上都是雪。”鄂栋臣的学生、武汉大学博士艾松涛说。

　　鄂栋臣最先前往极地考察的时候，是中国在极地的“探险时代”。

　　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四十多个常年考察基地和一百余座夏季站，而当时的中国，在极地科考方面还是一片空白。

　　直到1984年11月26日，591人组成的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从上海浦东港口起航，才开始了中国人对南极的探索之路。

　　鄂栋臣，就是这591人中的一员，并担任考察队党支部副书记和测绘班班长。

　　彼时，鄂栋臣已经45岁了，还有了3个孩子，妻子王紫云不能理解丈夫为什么要去冒险，迟迟不肯在“生死状”上签字。“就是死了，我也光荣。”鄂栋臣毅然决然地自己签下了名字。

　　鄂栋臣曾回忆起第一次南极科考：船长说，我船上带了一些大塑料袋。我们问他，带塑料袋去干什么啊，他说准备装死人的。如果谁牺牲了，就用塑料袋一装，放到船底下的大冰库里冷冻起来，再带回家。

　　“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九（久）卧不起，十分难受。”南极长城站首任站长郭琨曾用顺口溜描述当时的情景，字句里都是那时的艰苦。

　　30天的艰难航行过后，我国第一支南极科考队到达目的地——乔治王岛。队员们脚穿雪地靴，身上臃肿的棉衣外围着救生衣，戴着印有“中国”字样的帽子，举着五星红旗，在乔治王岛留下了中国印记。

　　抵达目的地，建站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作为工程实施最基础的测绘工作，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进展得异常艰难。鄂栋臣和测绘分队每天扛着木桩、铁锹、镐和铲去勘探测量。“一锹下去挖不了多深，稍有不慎还会掉进冰海里。”

　　最后，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4平方公里范围内布设了33个控制点和图根点，野外测量1665个地形点，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站区选址与地形测绘。

　　地点确定后，队员们的身份便转化成了“建筑工人”，每天穿着防水衣，扛沙袋，爬冰入海，建造科考站，一天之中甚至能工作近20个小时。

　　1985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国第一座极地科学考察站——长城站正式建成。

　　鄂栋臣也测绘完成了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在这幅1:2000的地图上，他把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赋予南极无名的山川湖泊：长城湾、望龙岩、龟山、蛇山、八达岭……

　　在科考队

　　“我们都叫他鄂大爷”

　　在鄂栋臣心里，自己注定是要做极地科考的。“鄂老师几乎不晕船，他自己认为很适合做这行。在别人吐得稀里哗啦，他还可以如常。”周春霞说。

　　第一次去南极已经年近半百的他，在往后的20余年里，依旧在极地科考中亲力亲为。

　　2004年，已经65岁的鄂栋臣第3次赴北极进行科考，当时他和艾松涛一起，负责中国北极卫星常年观测站的建立和地理信息基础框架的构建。

　　北极卫星常年观测站的任务，是与中国南极长城、中山卫星观测跟踪站一起，作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卫星观测定轨和导航定位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摆脱他国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对我国的制约、建立独立卫星跟踪定轨系统的有益补充。

　　“2004年我们一起去北极，鄂老是年纪最大的一位，已经是极地圈的大爷，为人又比较和蔼可亲，我们都叫他鄂大爷。”艾松涛回忆道。

　　这位极地圈的“大爷”，共参与了7次南极考察和4次北极考察。中国南北极地的科考站长城站、中山站、黄河站，他是全国唯一的三大站创建工程亲历者。

　　“我做的事很有限，但我的后半生都献给了极地。”鄂栋臣曾说。

　　带学生

　　“开学第一课都是听他作报告”

　　除却亲赴极地科考，鄂栋臣也愿意将探索极地的科学精神传播下去。在不少武大学生印象里，鄂栋臣的“开学第一课”是共同的记忆。

　　“我1996年本科入学的时候，鄂老师给我们作报告，讲他去南极科考的经历，给我们展示从南极带回的标本、实物，大家都非常兴奋。”艾松涛现在依旧记得当时的那场报告。

　　周春霞告诉记者，之前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现武汉大学），很多入校新生都听过鄂栋臣的报告。“得知鄂老去世，很多人都怀念鄂老，他们都记得入学后鄂老作报告的样子。”

　　“有不少学生受到启发，研究生读了极地测绘专业，后来参与到极地考察中来。”近几年来，鄂栋臣带着团队在全国各地的中学、大学作报告，科普南北极相关知识，在全国各地大学、中学作了近600场南北极报告。

　　“他总是愿意给学生制造机会，包括让我们去其他学校学习必要的课程，推荐我们去极地考察，资助我们参加国际的学术会议。”周春霞说。

　　“每一次有学生去南极科研，鄂老都会亲自带队，去机场送行。鄂老亲自去送行已经成为我们团队的一个传统。他是严谨的导师，也是慈祥的长辈。”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庞小平说。1991年，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成立，一直到现在，该中心都坚持在极地考察的阵地。

　　2001年，庞小平第一次前往南极进行科考。“南极那么远，条件也很艰苦，走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难受。但老师能来送我，真的感到心头一暖。我当时就想，到了南极，一定要把研究做好，对得起我的老师。”庞小平表示，自己在南极期间鄂老师还打电话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

　　在鄂栋臣之后，武汉大学参与了中国的历次南极科学考察，累计派出师生110余人次，是我国参加南极科学考察时间最早、次数最多、成果最丰硕的高校，也是唯一一所“全程参与”的高校。

　　外界常赞誉鄂栋臣是“极地测绘之父”，对这一称号，鄂栋臣曾说，自己做的事很有限，如果用什么形容自己，他愿意用“极地赤子”的说法。

　　■ 追思

　　●“我感触最深的，是鄂老对极地事业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把极地测绘的工作坚持做下来。极地测绘没钱赚又吃苦，很多人不愿意干，鄂老师坚持，有钱没钱都要干，都尽量去干，并带领我们不断跟踪国际前沿、掌握最新动向。”

　　——艾松涛 鄂栋臣学生、武汉大学博士、副教授

　　●“鄂老师把中心（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成立起来，花费了很多心血。他一直工作到70多岁，一直工作在一线，很多时候赶材料到夜里两三点，很希望中心能够更好地蓬勃发展。”

　　——周春霞 鄂栋臣学生、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教授

　　新京报记者 王俊 实习生 应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