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谈如何应对移民问题带来的政策“两难”

　　英国金融时报网21日发表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黛安娜•科伊尔为该报撰写的题为《如何应对移民带来的两难？》的文章。文章说，最近那些难民挣扎着翻越隔离围栏、涌入欧洲的照片有力地提醒了我们全世界人口流动规模之巨大(如果这种提醒有必要的话)。最新的全球移民官方数据显示出，全球人口中流动人口比例出现明显上升。这一比例从1960年至1990年数十年间的2.5%左右上升至2013年的3.2%，而且流动人口绝对人数已增至2.315亿。对于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国家来说，总人口构成中出生于外国的人口比例已远高于以前(根据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联合国数据：瑞典为15.9%、美国14.3%、英国12.4%、德国11.9%)。

　　大规模移民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人口从“旧世界”迁徙到“新世界”。在那之前，来自非洲的奴隶改变了加勒比海地区及美国的人口构成。再加上亚洲范围内的人口迁徙(比如从中国东北到日本)，全球流动人口总数在上世纪20年代达到了峰值。一战后欧洲及亚洲的动荡局势同样带来了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人们希望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同样不新奇的是这些移民带来的政治、文化上的紧张关系。因为显而易见的各种原因，实现同化(至少)需要一代人时间。如果本地居民直接受到了外来移民的影响、或者没有受到影响但害怕后者，他们不会欢迎移民的到来——民调证据显示，在外来移民最少的地区，居民对反对移民的政客表现出更大的支持。

　　这正在造成一种严峻的政策两难，据报道这一幕正在英国上演，表现为各部大臣之间的争吵。政治上要做的是限制或减少外来移民的数量；经济上则相反。大规模移民的经济后果通常取决于环境，但对英国来说，最新的证据是，移民大量流入几乎未对本地居民在劳动力市场造成不利影响。英国就业率高，而且只有在经济衰退期间，才会出现对低收入人群工资产生下行压力的迹象。

　　这或许令你感到惊讶，直到你意识到，近期的移民拥有与本地劳动力互补、而非竞争的技能。这正是基于积分的移民政策的特点；我曾供职过5年的独立咨询机构——移民咨询委员会今年早些时候更新了短缺技能清单。外来移民平均而言往往比现有(老龄化)的人口更年轻，是公共财政的净贡献者；而且，许多都是有技能的工人。毕竟，经历过迁移到一个新国家的剧变的人，可能是最有干劲和决心的人。

　　因此，如果移民对英国整体经济有什么影响的话，也是积极影响。如果不能引入全球劳动力的话，没有国家能在任何市场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伦敦金融城的银行与专业服务公司、跨国公司、软件公司以及创意产业——经济中所有的高价值增长领域——需要多样化、国际化的劳动力供应。高等教育需要外国留学生，后者所交学费可以补贴英国大学本科生。公共部门需要来自东欧、南欧的护士、托儿所助手、护工及清洁工，因为成本压力意味着不可能利用提高工资来吸引(比如说)从事会计或公关工作的居民从事此类工作。

　　那么，政客们该如何做才能应对这些相互冲突的压力呢？

　　第一步——对经济学家来说简单，但对害怕“180度大转弯”的政客们来说难一些——是不要用无法实现的目标砸自己的脚。英国政府“数万净移民”的目标显然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为两个你无法控制的大数字的差额设定目标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这一目标的结构正导致愚蠢的决定，如阻止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在英国工作一段有限的时间。目标至少应该在原则上是可控的、有意义的，所以，对英国来说，这意味着从经济原因出发制定针对非欧盟外来移民的目标。

　　第二类措施需要解决经济驱动力问题。在这方面，公共部门本身可以通过降低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发挥很大的作用，这种依赖往往间接地产生于地方当局养老支出、或者国民卫生服务体系(NHS)护士薪水支出方面的预算压力。工资及雇佣条件必须得到改善，否则，对于用新移民填补这些依赖公共支出的职位的需求只会不断增加。

　　同样重要的是要应对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之外造成的不良后果，主要表现在提升了对公共服务和住房的需求。租金上涨，全科医生诊所挤满了操着外语的患者，高峰时间公交车里人满为患。虽然来到英国的移民是财政净贡献者——纳税额比得到的福利和服务要多，但净贡献不会进入到他们享受的服务之中。这是英国高度集中的财政政治的结果。如果英国政府能将足够的征税和支出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当局，就可以更容易地缓解这些压力。让移民定居的地方当局征收少量的地方消费税或者保留当地的房地产税收收入，并用于这些地区的学校、住房建设、交通、医疗和社会福利预算。

　　这些措施都不可能让全球及英国正在经历的移民流动更加易于应对，但会显著缓和两难局面的尖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