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必须在一、二、三次分配各环节上下够功夫，尤其要在初次分配上动脑筋。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有赖于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目前，各地都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全社会按此发工资的人头不到10%，不足以决定居民参与分配的基本面。这里有一个顶层设计的指导原则和工作步骤问题。这里讲的指导原则，要求社会的工资增长，要贯彻三个原则：一是经济增长加一块，二是改革机制调一块，三是通货膨胀补一块，做到年年有小调、三年有中调，五年有倍增，从而实现GDP翻番过程中劳动报酬占比不仅不降低，还能有所上升的目标格局。一次分配的改革调整，还要研究工作步骤问题。我们往往有个思考出发点，认为调整应当先农民、工人，再事业单位职工，公务员可以先不动或是慢慢动，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出发点本身没错，是宗旨意识的体现。但通观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公务员工资改革始终是调整收入分配的突破口。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以及长期实行的计划分配方式，使得个人收入分配一直依赖于国家出台的工资政策，公务员的工资方案往往成为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和全社会的参照物。只要公务员工资一动，各行各业都会及时跟进。这些习惯成为惯性甚至写入了《教师法》这样的法律中。在这种背景下，公务员这个群体的工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都会跟着动。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职工收入也会因全社会平均工资上升而上升。鉴于此，市财政、人力社保等部门可考虑进一步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逐步缩小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津补贴差距。当然，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不仅仅是一次分配，在建立一次分配合理调整机制的基础上，还需要完善二次、三次分配，包括降低中小企业税负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三农”反哺力度、提高困难群体生活水平等措施相配套，这才符合共富的要求。
税收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具有调节政府本身过高的收入、调节企业不合理的利润、抑制少数人暴富这三方面的杠杆功能。从国际经验看，要提高劳动报酬占比，一般由政府结构性减税和企业适度让利，并制定规则、加强监管，就可以将好处传递给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必须做到应征必征、应减尽减、应免则免。税制改革决策权在中央，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争取改革试点，一方面在合理的法规权力内也可积极作为。去年我们完善了土地增值税征收方式，这一块税收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就达到48亿元，占税收总额的8%左右。这不仅成为调控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有效遏制了税收“跑冒漏滴”，更重要的是调节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
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理论上其利润属于全民。但若认为国企利润13亿人每人一份，就是走极端，搞“民粹主义”。《决定》提出了三条很硬朗、有突破性的措施：
其一，国有企业要不断增强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这些年，我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市属国有资产规模由2001年的1700亿元增加到1.25万亿元，由全国第19位跃居第4位、中西部第1位，增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较好地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前，不少集团资产已经跃上几百亿元甚至千亿元，块头并不亚于很多央企，所以国有资产到海外一年就可以投资几十亿美元。这表明，我市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影响力很强，能够将中央和市里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杠杆纽带传递到社会经济的各个细胞，也能按要求为“三农”、区县和民营经济服好务。
其二，国有企业的利润应该上交一些红利给政府。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安排等原因，有无利润全部算国家的。上世纪80年代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只拿企业所得税，国企的利润属于谁，应不应该上缴一部分，几乎没有深入研究。近十年来，国有企业利润大幅增长，央企大约有1万亿元，地方国企也有近6000亿元，但红利基本不上交或交得很少，可以算是“卡拉OK”、自拉自唱。过去五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在这方面已经作了一些有益探索，抓好了国有经济预算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每年上缴政府的红利大体在15%左右。《决定》明确规定，今后五年，我市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的比例提高到30%，由财政用于全社会公共服务。这个比例，大体上是比照上市公司每年应当以30%的利润分红派息给股东这样一个国际惯例确定的。
其三，发挥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作用。我市国有企业有100多万职工，调控好不同行业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规范国企管理层的薪酬非常重要，对全社会也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要充分发挥企业工会、职代会在维护劳动者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和工资总额调控机制，稳步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确保普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不低于管理层薪酬的增幅。
(四)户籍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攻坚战。最近几年，市委、市政府抓了两个事关基本面的重大改革，一是户籍制度改革，打通了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通道；二是住房制度改革，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中低收入者有房可住。这两项改革都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突破口，是实现“共富十二条”的两个重要抓手。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推进这项工作有五大意义：
一是维护农民工权益。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奉献了青春和劳动，却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福利待遇，这是对他们的不公。
二是有效扩大消费。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人平约1万元，转户进城1000万人，就可增加1000亿元消费，形成对经济的长周期持续拉动。
三是提高农村生产效率。目前我市3000多万亩耕地，由2000多万农民耕种，今后十年如果有1000万农民进城落户，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会翻番，人均产出水平和农民收入也会相应翻番。
四是促进城乡资源要素一体化。按照世界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化的过程中，农用地面积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但我国城镇化却有悖于这一规律，2亿农民工不仅占用了有限的城市建设用地，还闲置了大量的农村宅基地。如果引导他们有序转户进城，将退出来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不仅可守住18亿亩耕地的底线，还会有所增长。
五是增加城市活力。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绝不是天降精英，不能寄望于全是大学生、留学生、投资者和白领，更多是“地上”涌进的农民工。青壮年农民工及新生代转户进城，不仅让城市更加年轻，推迟城市老龄化，还带来人口红利。
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年我们启动了户籍制度改革，以工业园区、主城区和区县城为重点承载地，推动在城里工作三年以上的农民工自愿转户进城。我们创新了三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不将退地作为转户前提。农民工转户进城，不存在以土地换户口，只要在城镇就业三五年就可以。二是对转户居民，实行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城镇五大保障“一步到位”。三是农村“三权”自愿有偿退出，而且是可选择性地退出。
户籍制度改革必须合理分摊成本。当初，考虑到重庆存量农民工有400万，其中工作三五年以上的有200多万，带上亲属转户会有330多万人，大体上需要投入3000多亿元。这是未来15年的总量，分摊到每年，其实就200亿元。从资金来源看，大体分三大块，企业出一块、政府出一块、社会平衡一块：(1)涉及到养老、医疗等保险成本，约1000多亿元，理应由企业支付。(2)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入由政府承担。城市人口增加，必然要增加这些方面的投入。但事实上，这些转户群体早已作为常住人口居住在城市，各级政府已经根据常住人口规模来规划和建设各类基础设施。现在，他们变成了本地人，对城市功能的需求可能高了，那么，缺什么就补什么。这是城市发展的题中之义。(3)社会平衡。通过地票，城市房产商等各类企业资金进入农村，转户居民 “三权”退出后得到的补偿可作为参加社会保险、支付公租房租金等资金的来源。由此看，这3000多亿元成本，我们是能够平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