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常识缺乏频酿悲剧 政府应完善立法支持施救

　　街头急救：你敢吗？ 你会吗？

　　近日，陕西省榆林市一名孕妇，疑因晕倒颈部卡入街边护栏，最终死亡。

　　极具冲击力的照片，瞬间传遍网络。由于类似事故已非第一次发生，人们的关注焦点，集中于护栏的设计标准之上。

　　然而一个更为普遍的事实被公众忽略——由于缺乏急救常识，即便是更为简单的救助场景，绝大多数人仍无能为力。

　　【现实困境】

　　不会救

　　有证的都不会，没证的呢？

　　郑双印(2008年获得红十字会急救证)：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在2008年奥运会前参加了急救培训，拿到急救证。当时和我一起培训的人不算少，我们同事基本都参加了，主要目的就是奥运会保障。培训最大收获是了解在急救现场需要冷静，有条理，不能手忙脚乱，了解一定的急救流程和家庭急救技巧。

　　但老实说，拿了这个证后，我没有碰上过急救的情况能让我实际操作，也没有什么渠道再去训练。所以真的碰上紧急情况，我只能打打电话，叫叫救护车，现场维护一下秩序，我是不敢亲自上手去救助的。

　　前两天这个事发生后，我也想过，如果在现场能做什么？也许可以让大家帮忙，先把孕妇抬出来？想想觉得还是不现实，一来我不敢肯定抬与不抬哪个好，二来有谁会听我的？如果我亮出急救证，现场有人听了我的，出了事怎么办？

　　所以这么一想，我这有证的都不会，没证的呢？要求现场有人会急救，真的挺难。

　　不敢救

　　救活了人，对我没什么好处，

　　要是救不活呢？

　　邢涛(化名，红十字会急救证持有者，曾从事医生工作)：从上学时候，我就接受过急救培训，因为后来从事医生工作，也考过证。心肺复苏的标准一直都会有变动，所以原则上说，有证的人也应该定期去复训，一是熟练技能，二是了解新知识。能做到这些的非专业人员，已经很少了。

　　但就算我能做到这些，在路上遇到急救的情形，我恐怕也不会上手去救，说难听点儿，就是为我自己考虑。

　　首先，心脏骤停急救，一般需要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等急救设备，这个设备人家国外公共设施都要配，咱们基本没有；就算有设备，抢救成功的概率也不高。那我就得考虑，我救活了人，对我没什么好处，要是救不活呢？病人的家属怎么想？他们没准就会说是我给救坏了，“你看这肋骨都让你按折了”，这个责任我担不起。既然抢救成功概率也不高，我干脆不冒这个险。

　　这话说着糙，但是真心话。现在有几个城市开始推行“现场善意无偿急救免责”的规定了，我觉得只有这个规定全国化了，而且有一定的案例证明其有效了，我才敢去救。

　　【批注】

　　据媒体报道，我国每年大约有54万人死于心脏性猝死。

　　由于人类心脏停跳后，大脑皮层仅能够存活4至6分钟，因此，对于心脏骤停的患者，必须由现场目击者开始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而非等待救护车的救援。

　　而据2015年美国心脏协会统计，美国心脏骤停患者脑复苏的抢救成功率平均为9%，部分城市和地区可达50%。而我国大城市的平均水平不到1%，广大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则更低，这和我国的公众急救普及率低有直接关系。

　　【谁在求学】

　　据报道，发达国家的公众急救知识普及率已超过10%，如美国公众急救知识普及率达到25%，而我国这一数字仅为1%。

　　事实上，学习急救知识并获取相关急救证书并不难，目前红十字会相关培训机构及商业培训机构，均能提供相应内容的培训，如红十字会救护员培训、美国AHA急救证书等。

　　只不过，由于公众意识不足、官方宣传不到位等原因，鲜有人主动“求学”。

　　马拉松跑者：跑友曾心脏骤停

　　丁丁runner(跑步爱好者，媒体从业者，于2015年获得AHA急救证书)：2015年11月8日，在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场上，有位跑者突然倒地，心脏骤停。非常幸运的是，身边恰好有学过急救的人，还有赛事的急救志愿者，马上展开急救，医生也及时赶到，这位跑者最终获救。

　　当时在回京的高铁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在现场，断然是不敢出手的。一是不懂得怎么救，二是我自己说不定会吓个半死。回来之后，我就去参加了急救培训，学习了Heartsaver课程和第一反应人课程，也考取了相应的急救证书。

　　我觉得急救知识，应该是现代社会人必须拥有的技能，跟开车一样；第二，如今马拉松赛事井喷，仅2015年就有5例猝死案例。跑步的人太多，必须学习急救，以便在关键时刻能救别人；第三，作为一名媒体人，只有学了急救，才懂得如何去写对、写好科普文章，号召更多的人去学急救，让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安全。环境越安全，我也更安全。

　　当然，拿到证书后，我还没有机会参与到实际急救，我很希望永远不会遇到，大家都平平安安的。需要说明的是，持证人员并没有绝对的义务去施救。自己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决定，是否有必要出手相救。

　　妈妈群体和“怕死的有钱人”

　　张元春(急救培训师)：我总结目前主动来学急救的，主要是两种类型的人。

　　一是“有钱人怕死”，他们往往是即将要去参加有一定危险性的户外活动，比如去偏远地区徒步。虽然之前相关意识比较薄弱，但因为有了需求，活动的组织者也会要求参与者学习急救技巧，他们才愿意来学习。

　　另一类是妈妈群体，以30岁至35岁的全职妈妈为主。因为有了孩子，妈妈们开始考虑家人孩子的安全，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有了学习的主动性。

　　不管是哪一类人，即便他们之前对急救不了解，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人在学习之后，都会认同急救知识的重要性。但是必须承认，我们的老百姓，对急救的意识与观念，与国外还是有一定差距。急救技能需要反复学习、训练，像开车一样，不练就生疏了。心肺复苏也经常有新的理念，需要重新学习。但如果反复学，就可能牵扯到再交钱，绝大多数国人接受不了，觉得学一次就够了，就懂了。这还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政府责任】

　　完善的立法

　　能促进更多的人

　　敢于施救

　　陆乐(美国心脏协会AHA急救导师)：在推广急救培训的过程中，普遍的侥幸心理是最大的难点。国内外的权威数据都证明了心脏骤停的致死人数远远大于交通事故，而4分钟的黄金抢救窗口时间，只有身边的人才来得及救你。

　　我建议每个家庭都要有2个人，每个企业都要有10%的员工，花一天来掌握科学的急救技能。如果你在德国考驾照，要接受8小时的急救培训并考核通过才可以去上驾校，这个是一个公民的素质教育。

　　许东元(中央国家机关户外健身运动协会急救团领队)：急救培训，目前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和欢迎。但是从宏观上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愿意学习的人还是太少。

　　如果我国在这方面有完善的立法，肯定能促进更多的人在需要的时候敢于施救，免除“后顾之忧”。

　　张元春：公众急救知识无法普及，除了公众意识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政府没有起到足够的引导作用。例如国外对于企业员工持(急救)证的比例有一定的要求，并且要求持证者进行年检、复训；对于公共设施建筑，有明确的标准，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AED，数量不够就不能交付使用。但我们的公共建筑中，一没有AED，二没有人会用AED，这方面，政府应该负起责任来。

　　在国外有法律规定，紧急情况下施救者不承担未救助成功的后果和责任，在我国目前深圳和杭州也有类似的地方法规。法律层面要保护施救者，国外有“好人法”，在急救情境中，只要秉持善良意愿，有急救资质，参与到急救过程中，即便急救失败，不能向施救者追责，由保险承担，政府兜底。这样施救者就没有顾虑。可我国由于之前的一些事件，造成老百姓已经有了恐惧感，自然就很难推行。

　　主笔 吴楠 插图 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