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华二代：是百分百的中国人 也是百分百的法国人

　　从很多方面来看，而立之年的王立杰拥有典型的中国80后人生。他在手机里下载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中文歌曲，喜欢金庸武侠小说以及港式武侠电影，追看中国大陆的电视剧和美剧，下班后消磨时间的方式之一是跟朋友们去KTV唱歌，选刘德华和张学友，而不是周杰伦。

　　就连王立杰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然而，在巴黎的歌厅里沉浸在香港流行音乐中的王立杰，又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法国人”。他的办公室衣架上挂着法兰西的蓝白红三色绶带，书柜里堆满了大块头的法文书籍，橱窗里摆着颜色各异的埃菲尔铁塔模型。他在巴黎繁华区域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法语极其流利的他，在媒体上露脸时总是西装革履。他还是法国华人律师从政第一人，经过一番激烈的竞选，两年前，他当上了巴黎市十九区副区长。

　　对于25年前从中国温州一个小村庄偷渡到巴黎后发生的一切，他概括为人生的“奇遇”。父母在他幼时已事先偷渡到巴黎打工，在他们站住脚的几年后，拜托一对夫妇把儿子带出来。于是，王立杰7岁那年跟着这对夫妇，拿着其儿子的护照，从温州飞往香港，然后转飞荷兰，最后来到巴黎。

　　2015年，我赴巴黎留学期间，和两位复旦大学同学郝烨及王明婷，拍了一部关于法国华人二代的纪录片习作，也因此认识了王立杰。他是法国华裔青年协会的一员。这个社团中多是法国土生土长的“华二代”，他们成长在三色旗下，却爱吃中餐，相互之间说温州话。

　　与来自温州的父辈们组成的那些吃吃喝喝的商会不同，法国华裔青年协会开展辩论，组织华人游行，与媒体打官司，甚至参加政治竞选。

　　和上一代相比，法国“华二代”的故事，既非老套的重复，也并非彻底的背离，而是在两种文化的峡谷中，探出了一条向上的新路。正如王立杰本人，法语说得比汉语流利，但从来不听法语歌曲，觉得法国电视剧“特别没意思”。受武打片的影响，他觉得“温婉如玉的中国姑娘比法国姑娘漂亮多了”。他最终娶了一位祖籍温州的姑娘。

　　我的父母从中国来，这是一件运气多好的事情啊

　　事实上，法国华裔青年协会的前会长Sacha Lin，曾经一度不觉得“中国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他没有中文名字。

　　准确说来，他是“华三代”。他的祖父早在“二战”期间便从温州来到巴黎，父母在20世纪70年代初过来，带着两个哥哥，而他是家庭中第一个在法国出生的孩子。父母要求他从小学中文，他并不理解，赌气般地抗议，“中国又不发达”，更何况“几乎所有亲戚都不在国内了”。

　　转折发生在成年后，他苦恼地发现，亚洲面孔是自己无法摆脱的标签。总会有人穷追不舍地问，“你来自哪儿？”童年时，每每有人问“你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时，他便敷衍地回答，“一半一半吧。”对他来说，就好比小孩总被追问，“爸爸和妈妈你更喜欢谁？”似乎选择一个就必须得割舍掉另外一个。

　　一时无法找出答案，Sacha索性来到了北京，报了中文课。过去他一直模仿法国人生活，但他这次要试着做个真正的中国人看看。来了之后，他才发现，“法国好比我的父亲，来了中国才终于找到了母亲”。在学了中文，了解了中国文化后，他才开始不再“用法国的眼光”看待父母，也不再因中国亲戚们大口吃饭、大声说话感到难受。

　　从中国回到法国后，Sacha突然意识到自己对父辈的故事一无所知，不明白父母为何来到法国，也不清楚他们曾经历了怎样的生活。此后，他认识了同为“华二代”的王瑞和王立杰，发现他们也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三人一拍即合，在2009年发起成立了“法国华裔青年协会”，试图帮助“华二代”寻找记忆，也拨开关于他们身份认同的迷雾。

　　协会分别取了一个中文名，一个法文名。如果直译，协会法语名应为“法国中国青年协会”。曾有人问Sacha，“为什么要直接称我们为‘中国青年’，而不强调是‘法籍中国青年’？”Sacha却觉得，“强调法籍似乎在透露我们的自卑，如果我们叫做法国美国青年协会，还会有人觉得不合适吗？”

　　如今的Sacha说：“我的父母从中国来，这是一件运气多好的事情啊！”

　　我们好像“迷路的孩子”，现在要恢复记忆

　　华裔青年协会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帮助“华二代”恢复记忆。那是每个移民家庭都有的故事。

　　29岁的现任会长王瑞也来自温州，温州人一度对华侨非常崇拜，认为“只有出国才算成功”。1994年，改革开放后涌起的那股出国潮中，7岁的他跟随父母来到巴黎，寻找想象中“更美好的生活”。

　　与老家相比，巴黎是一个精致得仿佛被擦拭过的世界。在圣日耳曼街区，高冷的奢侈品店林立，花藤下的街角咖啡馆里，人们悠闲地谈天说地，变成了橱窗外的风景。他们的生活好似一个个慢动作的连续播放，浪漫和惊喜点缀其间，宛如一曲缓缓流淌的《玫瑰人生》。

　　然而，王瑞要讲述的记忆，却与玫瑰色毫不沾边。面对那些奢侈的服装，他别有一番心境。童年时他常帮着母亲干活，有时走在街上，看到法国女性穿的名牌服装，他会想到，“有一些是经我的手加工过的”。王瑞的母亲给人家缝衣服，父亲在餐馆里洗碗刷厕所，说起这些时，他的眼眶红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最低等的工作”。对他的父辈来说，日子只是沉重的铅灰色，他们躲藏在狭小的空间，用夜以继日的做黑工，换取身下的铺位，儿女的衣食，和寄回故土的那一张张钞票。　　

　　在这个市区面积只有北京四分之一的城市里，有着20个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它们围绕着中心的卢浮宫，如螺旋状的蜗牛壳般铺展开来。每个区都被打上了特有的标签，或是“传统富人区”“拉丁区”，或是犯罪率高发的“移民区”。总体来看，巴黎裂成了两岸，富人多居住在南边，贫民多聚集在北边，泾渭分明。

　　王瑞和王立杰的家庭，都曾辗转于北边的近郊93省和美丽城。对于大多数改革开放后抵达巴黎、语言不通的中国新移民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生存空间。

　　提到93省的治安，许多游客甚至巴黎人都会感到恐慌。一位从小生活在93省的非裔男孩对我描述：“每一个在93省长大的人，唯一的梦想就是逃离那里。”

　　中国新移民的另一个落脚之地——美丽城，也并不美丽。在这个民族成分极其复杂的街区里，混居着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移民。夜幕降临后，街心广场上既站着大多来自东北的“中国流莺”，也流窜着专挑华人下手的地痞惯偷。

　　不过，对父辈来说，比治安更让他们忐忑的是警察。王瑞记得，在父母“没有纸张”——也就是居留证的日子里，最令他局促不安的，便是听到风声说警察要盘查证件。每每此时，父母都会紧紧拉着他，因为警察看见非法移民带着孩子，往往会动恻隐之心，网开一面。他成了博取同情的“人质”。

　　1997年，法国对符合要求的无证者实行“大赦”。截至1999年年初，14万无证者提出申请，8.7万人拿到了合法居留身份。而华人申请者共计1.2万人，8000多人获批，90%都是温州人，包括王瑞一家。此后，他的父母开了一家小餐馆，算是扎下了根。

　　在美丽城被艺术家绘满涂鸦的墙上，有一张法国共产党的红色海报分外显眼。“博爱：跨过了战争的硝烟，越过了种族歧视的毒瘴，我们才恍然大悟，世间唯一的法律是——人性至上。”

　　“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国家价值观。正是这3个词，给了许许多多移民等待被接纳的希望。

　　不要再问我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我是百分百的中国人，也是百分百的法国人

　　通往三色旗的道路布满荆棘，但拿到“纸张”，并不意味着拥有了完全的尊严。

　　在离乡20多年后，王瑞的父母却开始渴望“回国度过下半生”。除了因为“胃是最爱国的”，父亲还不时向他表露自己的痛苦，“走在法国街上，我就像一个盲人，一个耳朵听不见的人。”有人向他问路，他听不懂，街边的广告牌，他看不懂。看法语电视，他听得见声音，听不懂话语；看得到人物，看不懂情节。

　　每每这时，王瑞便会想起一首中文歌曲《其实不快乐》，“我听不见，我看不见”。

　　不止一次，父亲对他说，“在法国我就好像一个‘残废人’，但我希望你不要再做这样的‘残废人’了。”

　　与他不同，他的儿子如今外表有型，谈吐风趣，还是华裔青年协会现会长，多次代表华人在媒体上发声。

　　此前，在法国人眼中，华人移民友好勤劳，但同时也沉默神秘。一位在巴黎13区“中国城”长大的法籍非裔朋友认真地告诉我：“在埃菲尔铁塔下面，你可以看见许多人兜售劣质的铁塔纪念品，在肮脏的地铁过道里，你可以看见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在繁华的街头，你可以看见有人跪在地上，举着‘我饿了’的牌子，他们多是外来移民，是偷渡者，可能是黑人，是阿拉伯人，但你绝对看不见一个中国面孔。”

　　在这位非裔朋友看来，华人移民有着野草般顽强的韧劲。“没有地方住，他们便去搭铺；穷，他们便日夜干活，总之，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任劳任怨，绝不指望不劳而获，也不会轻易向外人展示其中的艰辛。”

　　不过，对许多法国人来说，硬币的反面便是——“他们只关心挣钱，不关心法国社会，也不热衷政治活动”。

　　一些在法国长大的华二代，也曾这样形容他们的父母——“鸡那样睡、牛那样干、猪那样吃”。对于从小接受法国教育的王立杰来说，父辈作为商人无疑是成功的，但他们还是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懂得也不愿意和法国人沟通。

　　父母往往需要孩子帮忙翻译，所以要求孩子学好法语，但也仅限于此，做生意绰绰有余了。王立杰读律师专业时，便顶着巨大的压力。那时，有很多人问他父母，“你孩子在做什么？ ”父母说在读大学，他们都会惊诧不已，“啊？啊？怎么还在读书啊？”

　　这时，他们便举例说，谁谁家的孩子读大学读了5年，最后还不是开餐馆啊，开车啊，给人家打工。王立杰有个发小学习特别好，但是大学读了两年便退学了。他觉得读书不值，“毕业了毕竟还是在城市里面打工，可能最开始只有两三千欧元，但是如果开批发店可能会挣五六千欧元”。

　　不过，王立杰读过师范的祖父千叮万嘱，“如果立杰要读书的话，你们决不能拦着他。”无奈之下，父母对王立杰说，“你非要读书可以，但如果你读书读一半的话，你还是趁早结束，来帮我们工作。”

　　最终，王立杰卯着劲坚持到底，先后在巴黎一大、巴黎五大、巴黎律师学校完成学业，考取了律师执业证书，这在华人中凤毛麟角。

　　更重要的是，他似乎找到了那个关于身份认同的答案。“我不是一半的中国人，一半的法国人。”

　　在他看来，“一半一半”似乎是对自我的贬低。“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法国人，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当然会说是；如果你问我是不是法国人，我也会和你说是。”

　　王瑞曾赴广州工作一年，他的目标是“要做一个百分百的中国人”。刚去时，同事们都把他当作法国人。不过，他坚持在法国同事面前说法语，在中国同事面前坚持只说普通话，慢慢地大家都把他当作自己人。

　　然而，他们最大的困境是，如何号召其他华人向法国人的思维靠拢，像本地人那样表达诉求，从而让法国人“瞧得起华人”。因此，他们将华裔青年协会的首要目标定位为“动员社会运动”。

　　在法国，如果你不通过媒体，不通过文化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话，可以说你是一个不存在的公民

　　2011年6月19日，在王立杰的记忆中，注定难以磨灭。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他站在大卡车上，一只手紧握着话筒，一只手用力地在空中挥舞。对着下面数不清的华人面孔和法国记者，小个头的他声嘶力竭地用法语喊着口号，“和平共处！安全共居！”最初，下面响应的声音微弱而胆怯，但随着他一遍一遍地重复，人群中终于有人挥起双手，有人摇起三色旗，老人和少年都挺起了胸膛，呼应的声音愈来愈响亮。

　　此前不久，美丽城连续发生了两起针对华人的暴力抢劫事件，华人社群人心惶惶，决定借用法国人惯用的方式——和平游行来同政府对话。

　　游行的人群中不少是法国“华二代”。王立杰被选为游行的主持人和新闻发言人。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养女英瑶和巴黎市副市长，也来到了游行现场，分别站在王立杰两旁。副市长对着人群高喊，“我想对你们说，你们是拥有平等权利的法国公民，你们理应得到自由、平等和安全！”

　　“沉默的羔羊”终于不再沉默。在王立杰、王瑞和Sacha看来，拐点已经到来。一年后，因为一篇污蔑华商均洗黑钱、偷税漏税的文章，华裔青年协会决定将法国《观点》杂志告上法庭，最终胜诉，文章被删除，杂志社赔偿5000欧元。这第一次微小的胜利，对他们来说，“教育意义远大于最后的结果”。

　　华裔青年协会是少有的愿意在法国媒体上说话的华人社团。此前，许多法国记者试图采访华人社团，但他们常常委婉地拒绝，一方面因为语言问题，一方面担心法国媒体“心怀不轨”。如Sacha所言，“不是对偷渡或者肮脏的餐馆感兴趣，谁愿意来采访我们？”他们应对的办法不是一味回绝，而是慢慢挑选，找到几个比较客观的记者，逐渐地在媒体上得到“一点认可”。

　　现在，他们的共识是：“在法国，如果你不通过媒体，不通过文化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话，可以说你是一个不存在的公民。”

　　又过了两年，王立杰宣布竞选巴黎十九区副区长，协会成员一起给他拉票，走上街头分发传单，挨家挨户敲门。终于，在参加了一系列政治辩论后，他成功当选，成为巴黎市第二位华人副区长。

　　但是王瑞认为这些还不够，他说：“华人移民，甚至我这一代的人，还不够关心这里的社会发展，不只是经济，不只是自身，还有其他人的融入，包括政府应该怎样去帮助穷人等，这些都是作为公民、在法国扎根的人应该去了解、关心的事情。”

　　（郭路瑶 郝烨、王明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