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军力北约内规模仅次于美 纠偏“亲西仇俄”

　　土耳其极其注重以强军支撑其国际影响力，拥有一支北约内规模仅次于美国、现代化与正规化水平较高的军事力量——

　　土耳其军队扫描

　　■倪海宁

　　国防体制——接轨西方，独具一格

　　今天的土耳其军队，发端于一战后旨在“救亡图存”的土耳其民族解放斗争，发展和壮大于1952年土加入北约之后。土军建设深受美欧模式影响，却也具有自身特色。

　　乍看之下，土耳其的国防与军队领导指挥体制，与美国等北约一些主要成员国十分相似：

　　一是顶层设有权威性很高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任主席，成员有总理、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和宪兵司令。其基本任务是从全局上议决国家安全重大问题，并制定战争动员计划。

　　二是实行军政、军令分开的“双轨制”。国防部是最高军事行政机构，为政府中的一个部，部长由总理任命的文职官员担任，负责征召兵员、组织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统筹军队后勤补给，并根据总参谋部计划，由其下属的国防采购署统一采购军用物资。总参谋部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专门负责作战指挥和部队训练，并直接领导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由总统根据总理提名、在担任过军种司令的上将中选择任命，任期4年。总统则通过国防部和总参谋部，领导包括正规军和准军事部队在内的全国武装力量。

　　与众多北约国家不同的是，土耳其在国家安全决策机构之外，还设有武装力量的最高决策机构——最高军事委员会。该机构创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军政府时期，是土军方影响政务的重要平台。其成员为总理、总参谋长、陆海空三个军种司令以及宪兵司令，军方高官占了绝对多数。其职责涵盖了议决诸多重要事宜，包括武装部队各级军官任免、调动、晋升和退休；国防费用的计划和分配；军队编制和军法军纪等。土耳其浓厚的“军人政治”色彩，于此可见一斑。

　　自现代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建军定国”至今，土军虽然根据宪法成为一支“超党派”力量（军人不得参加选举和加入任何政党，军队内也不准有任何党派活动），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却长期扮演着世俗化原则“终极捍卫者和仲裁人”这一特殊角色。

　　三军建设——“北约化”下力求“自主化”

　　自因应“冷战”大势投身北约至今，土军建设已被深度纳入北约的战略轨道。鉴于土耳其扼守欧亚交界之处的重要地缘地位，北约在此设立了东南欧盟军司令部。不过，念念不忘先辈“叱咤欧亚非数百年”荣光的土耳其，素怀“大国情结”，对国防自主化孜孜以求。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90多年来，国防政策的核心目标，一直是凯末尔提出的“争取国内、国际两个和平”。然而，土耳其所在的西亚和巴尔干地区，不仅是大国的碰撞地带，区域内的矛盾冲突也如丝如麻；科索沃、塞浦路斯、中东“新月地带”、外高加索等热点，时刻考验着土耳其与邻国及域外大国的关系。复杂的地缘环境，意味着多样化的作战对手和军事任务，要求土耳其在履行北约义务、对接北约标准的同时，必须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地发展其三军威慑和实战能力。

　　规模居北约第二的陆军，是土军中当仁不让的“带头大哥”。冷战时代，作为西方阵营的“前线国家”，土耳其要凭借庞大的重装部队充当拦阻苏联南下的“绊马索”。苏联解体后，新生的外高加索三国将土耳其与俄罗斯从陆上完全隔开，极大缓解了土耳其的传统安全压力。与此同时，被冷战掩盖的民族、宗教问题再度浮出水面；近2900公里的漫长陆地边界，长期无法根本好转的周边安全局势，使土军不得不继续为繁重的边境戒备和国土防卫使命奔波。特别是，随着库尔德人寻求独立建国的意识重新抬头，如芒在背的土政府转而将遏制和打击库族分裂势力视作陆军的首要任务，甚至不惜多次组织针对库族的越境军事行动，积累了大量山地反恐作战经验。

　　土耳其三面临海，但其海军仍只是一支具备近海防御能力的“褐水海军”。

　　土海军缺乏大型远洋舰艇、新锐潜艇以及远程陆基飞机的掩护及配合，远距离兵力投送能力也较弱。不过，借助数量众多、轻快灵活的护卫舰、巡逻艇和两栖舰艇，土海军的濒海战斗能力在东地中海地区仍然可圈可点。由于难以面面俱到地防卫长达8300多公里的海岸线，土海军很注重在布防策略上下功夫：在经济和军事价值最为重要的黑海海峡，驻守着半数以上兵员，以及“封堵”能力最强的潜艇和海航的几乎全部兵力，海军基地群也最密集；鉴于西南沿海是传统的经济发达区，且地势较开阔、易被抢滩登陆，又与“历史冤家”希腊龃龉不断，水雷、两栖与护卫兵力基本均驻扎在爱琴海海湾地带，以便前出对峙、展示国威；在地中海东岸的能源输出地带，则以巡逻兵力时时警惕、勤加演练，防范恐怖势力渗透。

　　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三大空中力量，仅次于美、英，战机总数约占北约的10%。F-16战机数量在全球也仅次于美国空军。然而，土空军的远程投送能力和防空反导能力却较弱，这与其强大的制空和对地攻击能力反差明显。土空军举足轻重却又“结构失衡”，可谓成也北约、败也北约：融入北约虽使曾经积贫积弱的土空军脱胎换骨，却也为其铸造了一个“充当北约前线战术空军”的严格框架，作战自主性大打折扣。事实上，土空军的最现实任务并非防范俄罗斯，而是打击境内外反政府武装。1991年至今，土空军参加的军事行动共计8次，5次都是履行北约义务，其余3次是“独行”，却因主要打击对象是库工党分子，而受到了北约盟国掣肘。

　　为摆脱对北约的严重依赖，近年来，土耳其力求提高国防工业的自主发展能力，仿制和联研了一批亮点颇多的陆海军先进装备：韩国K9的“土版”自行榴弹炮“佛提纳”，大量采用韩国技术的“阿尔泰”主战坦克，与意大利联合开发的T129武装直升机，MILGEM（意为“国家舰”）级多用途护卫舰，TF-2000型防空护卫舰……为抢占信息化时代的战争制高点，观测卫星、航天飞机等高精尖装备也已立项研发。唯独空军还在忍受孤独与寂寞，大型自主化装备项目仍付诸阙如。而这，也许是土军“北约化”和“自主化”互搏的真实缩影。

　　训练与人事——和平时期的“至上要务”

　　土军非常重视军官提拔与教育训练的良性互动。

　　土军院校规模虽不算大，但体系完整，且注重适应信息化时代军队联合作战的实际需要。为统筹和规范全军军官、士官和士兵的训练，土军专门设有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无论是实战训练，还是计算机模拟系统训练，土军都力求达到北约的先进水平。

　　土军军官职业培训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基础培训层次，即初级军官学校和军兵种训练学校；中级培训层次，即陆、海、空军的军事学院；高级培训层次，即联合军事学院和国防安全学院。此外，三军种均设有军事高中，考入其中的学生毕业后可直接进入中级军事院校学习。值得一提的是，土军三军种的军事学院和联合军事学院、国防安全学院同在一个大院内，共同构成了土军的最高学府——综合战争学院。土军把初级军官、军种军官和联合指挥军官的培训合为一体、环环相扣，形成了造就现代指挥人才的完整链条。

　　经过多年完善，土军已确立了一套以法律为基础的严格人事制度。第一，各级军官的晋升必须“一步一个台阶”，并经过相应的培训，不训不提。“出炉”一名少尉军官，要经过“军事高中”、初级军官学校、军种学校长达9年的培训。少尉任职3年后晋升中尉，中尉晋升上尉则需6年，少校满5年才能晋升中校，中校满3年方可晋升上校。军官当中，未经初级军官学校培养毕业，不得担任任何一级军事指挥官；未经国防安全学院或联合军事学院培训合格，不得晋升为将军；未经国防安全学院培训过关的将军，不得晋升为上将。

　　第二，各级军官的提拔都有严格的程序。军官晋升过程中，严把如下几关：一是单位主官不得推荐本单位下级；二是严禁通过不正当渠道打探上级部门研究本人晋升的情况；三是干部主管部门不准泄露拟晋升情况。违反其中任何一条，都要受到法律制裁。军官本人如发现自己的晋升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可向军事法庭提出申诉。

　　第三，将岗位轮换作为全面提高军官素质的重要措施。为使军官得到全方位实践锻炼，少尉以上军官每一级晋升之前，都要进行岗位交流，同一岗位的任职时间限定为2至4年。中校以上军官均应兼具指挥军官、参谋军官和教官的经历。

　　土耳其外交“急转弯”的玄机

　　■倪海宁

　　最近，土耳其外交跌宕犹如“坐过山车”——

　　一方面，去年底因“战机击落事件”而跌至冰点的土俄关系，竟连经“几级跳”、直逼新高点：从突然向俄罗斯道歉示好，到埃尔多安总统访俄会晤普京，近日又放出“俄将使用土空军基地打击‘伊斯兰国’”的风声。

　　另一方面，土却在与美欧盟友频频叫板：从对美国发出引渡疑似7月未遂政变“操盘手”居伦的最后通牒，到暗示会推倒土欧“难民协议”，甚至公开表态“或考虑退出北约”，引得美国副总统拜登急忙访土加以安抚。

　　土外交的大开大阖，是利益交错的客观形势使然，也与7月未遂政变后美欧与俄迥异表态的“强烈刺激”有莫大关系。

　　美欧对土耳其的“梁子”正越结越深：其长期将土视为北约内的“二等公民”，不仅屡屡怀着道德优越感指摘土国内政局，更随时准备在国际事务中将土“舍弃”。土击落俄战机缴纳“投名状”后，面对俄的反制，美欧却拒绝为土“撑腰”；美欧均借重叙利亚库尔德人对抗“伊斯兰国”，却罔顾后者与土国内的库尔德分离势力过从甚密；在接纳中东难民问题上，土始终未能如愿从美欧得到其所需的经济支持；土加入欧盟的谈判时断时续，入盟始终“不可望，更不可即”……

　　7月政变关乎土政权的生死存亡，美欧却立场暧昧，事后又落井下石、指责埃尔多安肃清“政治对手”。反观俄罗斯，可谓“雪中送炭”，主动提供情报预警，又第一时间谴责“破坏宪法的行径”。埃尔多安适时递出橄榄枝，普京则顺势“借梯上楼”，也凸显了土俄强烈的战略互需：

　　其一，“握手”有助于缓解双方面临的外部压力。土向美欧打“俄国牌”，可震慑美欧对其“集权化”“伊斯兰化”的任性挞伐。俄则可借机挖北约的“墙角”。

　　其二，重启经贸及核能、天然气等能源合作可获“双赢”。土将缓解其能源短缺，天然气过境费也收入不菲，受恐袭冲击严重的旅游业则将随大量俄游客回归而提振。俄则可“开源增收”，纾缓美欧经济制裁和油价持续走低“双重困境”。

　　其三，联手反恐各有所得。土可用对俄“借道反恐”，换取俄一道抵制中东库尔德人独立建国，从而压制本国库族分裂势力。俄则更便于援助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以及扩大中东“朋友圈”，更有效地“围魏救赵”、对冲美欧在东欧的进逼。

　　可见，土耳其此番改弦更张，实为对其前一阶段“亲西仇俄”激进取向的“纠偏”之举，有助于拓展其外交转圜余地。不过，土的“骤然掉头”远不会导致其过分“越轨”，从而抛开美欧而投入俄的怀抱。土四分之三的直接投资来自欧美，军队则与北约联系紧密，欧盟和北约仍将是土“经济发展之锚”和“安全之盾”。 俄土200多年来10余次交手结下的历史积怨，目前在黑海、中东和中亚的地缘影响力争夺，则都制约着双方关系向纵深发展。利用俄与美欧的对峙奉行“大国平衡”，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将是土政府“险渡劫波得新生”后对外政策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