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中国的传销队伍有多大规模吗？

　　“仅异地邀约的传销就有上千万人参与，还不包括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传销。”在北京南五环外的办公室，李旭这样回答。

　　李旭现在的身份是“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时光倒流5年，李旭的身份是传销组织中的小头头，网下发展了30余人，天天做着发大财的美梦。

　　他自己也没想到，从33岁起，自己的名字会跟“传销”这个词紧紧连系在一起。

　　“从一个歧途到另一个歧途”

　　在亲友眼中，从2004年以来，李旭总是误入歧途———做传销是走入歧途，好不容易醒悟过来，却又走上了反传销的道路，又是一个歧途。

　　李旭是四川阆中人，1993年到辽宁鞍山打工，1995年自己经营豆腐作坊，开始创业。1998年，李旭在鞍山买地盖了房，一家人才安定下来。

　　用李旭的话说，经营豆腐作坊很辛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几年之后生意越来越不好做，总想着去南方寻找发展机会。

　　2004年，小舅子的一个电话让李旭动了心。电话中，他被告知，在江苏徐州做水电活很挣钱，一定要去考察考察。

　　2004年4月18日，李旭登上了南下徐州的火车。这一天，我国铁路第五次大提速，19趟“Z”字头直通列车从这天起登上我国铁路运输的舞台。

　　“生活真会开玩笑，整个社会加速前进的时候，我却在开倒车。”提及往事，李旭这样说。

　　原本不修边幅的小舅子西装革履地出现在李旭面前，与小舅子同住的朋友更是热情地欢迎李旭的到来。这些朋友不仅为李旭递上挤好牙膏的牙刷，而且双手端着洗脸水让李旭洗漱，让李旭受宠若惊。

　　紧接下来的，是上课。李旭马上明白，这是传销。他觉得好笑，这些人疯了，怎么可能坐在那里就赚钱。

　　尽管觉得被骗了，但看到大伙儿这么热情，李旭还是决定多留几天。这个时候的李旭，还是很坚定地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加入传销的队伍。

　　然而，接下来几天的疯狂洗脑让李旭彻底晕了。在到达徐州的第七天，李旭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要了1万多元，正式成为一家公司的一名“老板”。

　　“传销培训，是封闭你的信息、重复谎言的过程。它能抓住人性的贪婪、想走捷径的弱点，有诱人的一面，还加入了成功学，放大你的信心，让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都是可能的。再加上成功人士的现身说法，一般人很难不信。”李旭这样解释被成功洗脑的原因。

　　在投入传销这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后，李旭乐此不疲，很快就发展了30多个下线。这其中，包括自己的两个姐姐。

　　不仅如此，李旭还毫不惧怕。当派出所来查抄课堂的时候，他从容地指挥大家把板凳抢回来，还大闹派出所。母亲电话中骂他骗人、伤天害理，他则回应，自己是在做直销，还向母亲描绘美好的将来：洋房会有的，轿车会有的。

　　然而，2005年9月9日，当李旭在网上看到《直销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之后，他终于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情既不崇高，也不伟大，而且违法。

　　脱离传销组织后，李旭一度连家门都不敢出。“做传销的一年多，不仅害了自己，害了家庭，还害了很多陌生人。”他一直想做些什么，可以弥补一下自己的过失。

　　2006年3月，李旭买了电脑、装了宽带、建立了反传销的博客，试图通过自己的现身说法让更多的人别再上当受骗。

　　2006年上半年，李旭在鞍山一边做着小生意，一边通过网络反传销。到了下半年，由于做了反传销网站的版主，时间精力越来越不够用，李旭干脆放下了生意专心反传销上。

　　这样的举动让家人难以接受———母亲和妻子原本期望，李旭脱离了传销后能回到正常生活中，赚钱养家，好好过日子。没想到，李旭反倒把大量时间用在了反传销。

　　“经常，吃饭时接到求助者的电话，一说就是半个多小时。家人都吃完饭了，还得等着我洗碗。越来越多的电话费、上网费也让家人无法接受。“李旭说。有一次，凌晨一两点钟，李旭还在QQ上与求助者聊天，母亲拿着棍子冲过来要砸电脑。

　　到了2007年，李旭的反传销工作更进一步，开始外出劝说、解救传销受害者。

　　“很多人对我们有误解，认为我们是之前受过传销的害，现在是报复。其实不是。”李旭说，传销人员家人的感受非常痛苦，自己能体会到那种感情的折磨。

　　在2006、2007年两年，为了反传销，李旭个人就投入了两三万元。2008年，因为不能忍受李旭的反传销工作，妻子与李旭离婚。

　　现在看着朋友、邻居买房买车，李旭也有自惭形秽的感觉。在北京，李旭从来不跟自己的同学联系，因为没有勇气见他们。

　　李旭承认，自己目前的生活并不正常，满脑子都是反传销，根本没有精力照顾家人。他也担心，这会影响自己14岁儿子的学业和未来。

　　经费是“协会”的难题

　　2009年1月10日，李旭牵头成立了“中国反传销协会”。在此之前，民间的反传销一直存在，但力量分散。

　　“从2007年我就开始寻求联合，自己做这件事，力量太单薄了。“李旭说，协会的前身曾设在河南新乡，搬到北京后才走上正轨。

　　在北京南五环外的一个老式居民楼中，一套8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8台电脑，两部电话，两个上下床，一个双人床，两套沙发，这些就是“中国反传销协会”的全部家当。

　　经费一直是困扰协会的难题。尽管从2008年社会上开始有一些零星的捐款，但对于维持这个机构的运转仍是捉襟见肘。当租下这套房子时，协会连租金都付不起，几个工作人员每人出资1000元才解决了问题，尽管房租才1300元／月。

　　“我们现在专职工作人员有十二三个，协会只提供食宿，办公室同时也是宿舍和食堂，工作人员没有工资。“李旭说。

　　除去捐款，求助者提供差旅费，是这个协会的另外一个经费来源。如果有人向中国反传销协会发出求助，需要协会工作人员到外地进行劝说、解救工作，需要先向协会指定的账号汇入相应的钱款。

　　“很多求助者家里也很困难，我们也不想要差旅费，但我们实在没有更多的钱。”李旭说，求助者经济条件好的可以提供宾馆的住宿，条件不好的提供小旅馆的住宿，这些都能接受。但为了节省体力，一般要求坐火车卧铺。

　　李旭向记者解释，这么做实出无奈，一方面是缺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被骗———曾有传销组织在网上查到中国反传销协会的联系方式，假冒求助者求助，等协会的工作人员自掏腰包赶到外地后却联系不到求助者，路费也浪费了。

　　尽管如此，李旭告诉记者，机构的运转依然比较吃力，上个月的开支还亮了红灯。“目前是在苦苦维持，我们心里没有底。”

　　更大的尴尬在于身份不合法

　　由于缺少主管单位，中国反传销协会至今没有正式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

　　租下目前的这套两居室的时候，房东并不知道有这么个协会，协会的工作人员也不敢告诉房东，更不敢让邻居们知道。

　　“我们怕影响到邻居，怕他们知道了不好，出门都是小心翼翼的。”李旭说，有时候觉得简直跟传销一样偷偷摸摸。

　　身份的不合法，带来的是众多的怀疑和风险。

　　今年6月，一个在北京某大学读书的女研究生求助中国反传销协会，她的母亲在南方陷入传销组织。中国反传销协会的工作人员从南方将这位母亲解救回北京，在协会呆了三天。

　　中国反传销协会的工作人员麻袋告诉记者，这位母亲来到协会的第一天，其实就已经被说服，知道自己做的是非法传销。但面子上过不去，老太太说他们非法拘禁，砸门、大吵大闹后，还抢电话拨打了110。麻袋说，好在这个女研究生在现场，及时向警方说明了情况。

　　“我们的身份很尴尬。因为没有注册，有时候真心实意去帮助人家，求助者还不信任。有时候都到了楼下，求助者却不敢上来。一些求助者还让北京的亲友先来验证一下我们是不是骗子才过来。”李旭说。

　　一个在广州打工的女孩，就是通过这样反复验证中国反传销协会后，才通过协会解救了自己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