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歌城的唱歌环境健康、清洁,重庆无偿为全市176家大型歌城安装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一旦有人在这些歌城里点唱低俗等违禁歌曲,文化执法部门中央监控系统内的红灯立即自动闪烁报警。(12月21日《拉萨晚报》04版)
重庆这一举措,看似严防死守,其实难免荒唐可笑。既然文化部门坚决不允许唱低俗歌曲,何不直接要求卡拉OK经营者们清除这些垃圾?既然这个高科技的监测系统能做到你一点唱它就报警,那为什么不让这套自动系统,在消费者未点歌前,就将那些不健康的歌曲过滤掉呢?客观地说,包括“低俗”在内的文化产品,监管难度相当大。一方面,低俗的边界在哪里,健康的标准是什么,至今争议不绝;另一方面,“低俗”产品处于动态管理中,包括各地文化管理部门对上黑名单的低俗歌曲,也常常更新,于是,A地宣布低俗的违禁品,在B地依然大摇大摆地存在;甲地允许制作发行的产品,在乙地就被视为低俗成为监管对象。而低俗产品屡禁不绝,与生产制造方和经营方背后的利益驱动有一定关系。报警查处挪至消费者这一终端,有其无奈之处。
但重庆文化执法部门的这一监管之策,也折射出当下监管的一种普遍现象。从审计风暴到矿难问责,从食品安全到药品风波,一桩桩问题监管,无不一次次让人发出“监管能不能关口前移、再前移”的强烈呼吁。这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监管者失位、失范、失察,也是“失连”—— —监管的不同阶段和环节相互脱节,使得本应无缝对接、联系顺畅的责任闭环不时卡壳断裂,造成“失连”,让不该发生的事有了生存空间。
把监管放在终端,无论采取多少严厉举措,都不可取,其效果也未必能达到预期。这种看似严格实则惰政的管理思路,不仅要付出经济的、管理的成本,还将面临着社会成本甚至政府信誉成本的伤害。实际上,就算政府对经营者实行的是免费安装管理服务系统,但费总得有人承担,是由我们纳税者支付这后期的管理成本。(吴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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