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台湾省籍著名抗日志士、进步教育家和爱国诗人丘逢甲，又名仓海，字仙根，号蛰仙，又号仲阏，一八六四年出生于台湾苗栗铜锣湾，长后移居彰化县(现台中县)。一八九五年抗日护台事败后内渡大陆，定居于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梅州市蕉岭县)，一九一二年因病辞世。
丘逢甲短促的一生虽然只有四十九个春秋，但却身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正值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历史大变革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在这场伟大变革中，丘逢甲与时俱进，奋斗不息，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给自己的生命史划上了一个圆满而光辉的句号。今年适逢辛亥百年，谨于此文缅怀丘逢甲先生。
丘逢甲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拟对其主要事迹依历史发展脉络做一概括的梳理和粗浅的评析。
一、教育救国 培育英才
丘逢甲对辛亥革命最突出的贡献，并不在于他是否曾投身于反清武装起义刀光剑影的火热战场，而首先是他锐意新学，通过其教育救国的艰苦实践，启发民智，培育了一大批具有新知识、新观念而又具有爱国思想的先进青年。这些青年由爱国进而走上革命，成为孙中山先生在岭南地区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重要骨干。
考查丘逢甲的生平志迹，不难发现，“教育救国”始终是贯穿其毕生的思想主流。早年在台湾，他就十分重视乡梓教育；乙未反割台斗争失败内渡大陆后，丘逢甲痛定思痛，愈加积极地投身于“教育救国”活动。戊戌维新前后，他在潮汕地区曾先后受聘担任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和澄海景韩书院的主讲，努力以维新思想启发教育青年；百日维新失败后，丘逢甲仍毫不动摇，坚决主张废除八股，改革陈腐的教育制度。及至一八九九年秋冬，他毅然辞去书院的教职，克服重重困难，独立创办新式学堂，开始了他教育救国的新实践。在以后的十年时间里，丘逢甲先后在潮、嘉、穗等地创办或主持过多所新式学堂，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教育救国”事业。其主要活动有：
1、创办“岭东同文学堂”
该学堂创办于一八九九年秋冬，“初拟在汕头开办”，后决定设在郡城潮州。一九0一年春又将校址迁往汕头，地点在外马路原汕头绅商集资兴建的“同庆善堂”旧址。(1)丘逢甲自任监督(校长)。这是丘逢甲独立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同时也是潮汕地区出现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意义重大。
关于创办该学堂的宗旨，丘逢甲在《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中说得很清楚：“国何以强？其民之智强之也；国何以弱？其民之愚弱之也；民之智愚乌乎判？视其学之有用无用判之也。”他认为，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正是“以学强其国”，“以有用之学傲我”；而我国却“乃群然习为无用之学”，“鄙弃西学不屑道，或仅习其皮毛，于是遂驯致贫弱，而几危亡。”丘逢甲公开申明：“我潮同志深慨中国之弱由于不学也，故思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爰忘绵薄，广呼同类，拟创设岭东同文学堂。”(2)
关于教学内容，《岭东同文学堂教程》规定：除一般文史课程外，还开设格致(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算学等西方引进的自然科学。其中尤重算学，因为“算学所用最广，天文、地理、历律、兵法、制器、一切测量之法、绘图之法，莫根于算。”(3)该学堂特别重视外语，尤重日语，因为“西学条目繁，时乎已迫，求其速，不能不先借径东文”，“西文非十年不能通，非由幼年入学不能有成。东文则一年即可成就，中年以上之人皆可学习。西人有用之书，东人皆已译之，能读东文，即不啻能读西文也。”(4)此外，还特设“兵式体操课”，练习实弹射击，以期增强学生的体质和实际本领，准备将来担当重任。这些课程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是在旧式书院闻所未闻不可能学到的新知识、新技能。
在教学方法上，岭东同文学堂也与旧式书院完全不同。它因材施教，提倡自学、讨论，意在活跃学术气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规定：“本学堂分班教授。而学生外另设一班，曰讲习班，凡未为学生而愿与本学堂切磋者均可先行挂号，时到堂中，研究一切。”“所出之题，皆浅而易解者”，“每日课程但随所看之书有不能尽解者，可相质问。”“诸生遇有各门疑义，准其问于师长。”(5)
其时，中国的科举旧制尚未废弃，丘逢甲就能提出并努力实践如此进步的教育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岭东同文学堂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汕头，很快便闻名粤东，有志青年纷纷慕名投考，几年之间培养出了一批爱国热血青年。这些青年与旧式书院出来的书呆子截然不同，不仅具有新知识、新技能，而且思想活跃、关心国事、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不少青年更由爱国进而走上革命道路，“十余年来，岭东民气蓬勃发展，国民军起，凡光复郡县，莫不有岭东人参与其间，皆此校倡导之力。”(6)
2、倡导、鼓励青年出国留学
丘逢甲不仅积极创办新学，同时还勉励有条件的青年学生赴东西洋留学，尤其鼓励他们留学日本。他说：“各国教育设施迥非吾国所能企及”；“日本，吾国仇也，然日本之所以能侮我者，由学术胜尔。欲复仇而不求其学，何济？”(7)为此，他亲自出面做学生亲属的工作，帮助他们解决赴日留学的经费问题。(8)在丘逢甲等人的积极倡导鼓励下，“当时岭东留学日本者，达数十人。”(9)重要的是，这些青年到日本后，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熏陶，纷纷走上反清革命道路。一九0五年八月，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岭东同文学堂出身的留日学生大多参加了同盟会。其中何天炯、何天瀚、刘维涛等人还被推举为同盟会的重要干部，成为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
3、创办族学和师范学校
一九0四年四月丘逢甲返回家乡镇平，将其主要精力转向兴办师范学校，以解决当时发展新式小学教育亟待解决的师资严重缺乏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族学，开启民智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丘逢甲的奔走操持下，一九0四年秋，镇平县有史以来的第一所专门培养小学师资的师范学校——“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正式招生开课。与此同时，他又在本乡(现文福乡)设立“自强社课”，亲自辅导族中青少年学习文化。为此，丘逢甲极尽辛劳，废寝忘食，常常“鸡鸣不寐，不一载而社中子弟在县科各考中均崭然露头角。”(10)
是年冬，丘逢甲又倡用乡间各宗族的族田收入，分别在镇平城东的东山和文福乡员山创办了两所族学堂，名“创兆学堂”。利用乡间族田收入兴办族学，在粤东地区丘逢甲是首创者。用这种办法办学，大大减轻了贫苦农家子弟入学的经济负担，有助于尽快发展农村新式小学教育，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在是一种十分高明的办法。此后粤东各地纷纷效法，成效显著。
从一九0五年开始，丘逢甲还遴派宗人子弟前往江西寻邬、福建上杭、武平、邻之嘉应、兴宁、长乐(今五华)、平远等地协助办学。他自己则四处奔波，亲往上述各县劝办新学。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的学生毕业后，被分派到各地，成为办学的骨干。由此，岭东地区办学风气大盛，几年之间新办学校达近百所之多。近百年来，由于兴梅地区文教发达，英才辈出，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突出贡献。
4、任职省垣、政教兼预
由于丘逢甲在潮嘉地区兴学育才成绩卓著、声名远播，一九0六年夏，两广总督岑春煊礼聘其赴省垣广州，出任两广学务公所议绅兼惠、潮、嘉视学员(11)，旋任广州府中学堂监督。由此，丘逢甲的“教育救国”活动重心转向省垣。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广东省教育会会长(12)、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副议长兼两广总督公署议绅、两广方言学堂监督等职。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丘逢甲一直都在省垣任职，政教兼预，在粤省社会政治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岭南地区有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进步教育活动家。
丘逢甲在省垣任职之初，科举旧制刚刚废除，广东和全国各地一样，普遍掀起兴办新学的热潮，随之也就出现许多纠纷(即所谓“学案”)，当局常常要征询丘逢甲的处理意见。对这类棘手事务，丘逢甲从不推辞，为发展教育事业，他力任艰巨，遇事“剖情析理，持正建言”，即使得罪地方劣绅，也在所不顾。例如，嘉应州丙村三堡学堂监督江秉乾，为与旧绅争丙市公局及杂捐作为校舍和办学经费，从一九0五年始至一九0九年，双方争执达五年之久，江竟被劣绅诬指为“劫盗”而横遭迫害。丘逢甲始终都主持公道，为江仗义执言。有人好心劝丘逢甲说：“此案乃保安总局局绅黄某所为，黄为遵宪(即黄遵宪)介弟，故州牧右之，惠潮嘉道亦右之。先生与江非亲非故，何必如此？”丘逢甲义正辞严道：“然则新学萌芽，任受摧折，亦坐视不救耶？公度(即黄遵宪)读书破万卷，交游遍四海，岂有庇一弟以误一州者哉！”(13)最后，江秉乾的不白之冤得以洗雪。
除办理各种“学案”外，丘逢甲对于潮嘉地区的办学事宜也十分关心。从丘逢甲《丙午日记》中可以看到，岭东同文学堂函询中学堂开办之法，兴宁、平远学界请教兴学育才的措施等等，丘逢甲收到函件后，均一一详细函复，给予热情周到的帮助。
丘逢甲对青年学生一向要求十分严格。早在他担任岭东同文学堂监督时，就“堂规綦严，学生作息均按时鸣钟吹号，不稍逾越。”(14)到省城出任广府中学堂监督后，更以“整肃严明”而著称，学部徐视学来粤省视察，广府中学堂被其“评为广东第一，谓是以兵法管教者。”(15)一年暑假，丘逢甲自省城返乡，“道经镇平中学驻宿，闻学生喧嚣，即召集严切训诲，校风为之肃然。”(16)丘逢甲管教学生虽严，但并非一味采取压制手段，而是以思想启发为主。他的学生、老同盟会员李次温回忆说：“当时乡先辈教导后进多务压抑而使就范”，唯丘先生“务提起后进意志，使之自重自奋，乐而向上。”(17)正因如此，丘逢甲在粤省教育界有很高的声望，其门生弟子日后成才者甚多。
二、同情支持革命 暗护革命党人
1、思想政治立场的转变
如前所述，贯穿丘逢甲毕生的思想主流是“教育救国”，但就其政治立场而言，一九0九年前后则有明显变化。此前，丘逢甲基本上属于立宪派。诚如其挚友丘复所言：“君(指丘逢甲)之宗旨，其初本近于保皇，”(18)丘逢甲自己亦说：“海内最先倡言立宪，此身亦居其一。”(19)事实亦确实如此。
全面评价清末立宪派并非本文主题，这里笔者只想指出，立宪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势力。同是立宪派，但由于个人经历和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对清廷和民主革命的态度却有明显的区别。例如丘逢甲，他既不像流亡海外的康梁保皇党，曾经得到过朝廷的重用，领受过当今皇上的“知遇之恩”，因而需要感恩图报；也不若资产阶级上层政治代表、国内立宪派头面人物张骞等人，与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需要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特权与利益；相反，在丘逢甲的内心，唯有朝廷割弃故土台湾的切肤之痛，和遭受朝廷呵斥、冷落的怨恨之感。因而尽管其主张“保皇”、赞成“立宪”，但并不一定排斥“革命”，而且在朝政日暗、国事日非、列强进逼而又报国无门的情况下，较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感染而逐步改变其政治立场，转而同情支持革命。
考查辛亥时期的丘逢甲，情况正是这样。
一九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转而采取所谓“保全主义”政策，继续扶植清王朝作为他们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变有形瓜分为无形瓜分。而清王朝则对帝国主义允许它继续充当走狗而感激涕零，声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廷业已彻底投靠帝国主义，成为货真价实的“洋人的朝廷”。由此，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对于清王朝的认贼作父、昏聩无耻，丘逢甲极为愤慨。在一九0一年作的《述哀答伯瑶》这首长诗中，他以辛辣的笔触对清廷进行无情的鞭挞和讽刺：“四千年中中国史，咄咄怪事宁有此！”、“伺人怒喜为怒喜，不知国仇况国耻。素衣豆粥哀痛诏，可惜人心呼不起！”(19)在丘逢甲看来，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已是腐败透顶，人心丧尽。在另一首长诗《汕头海关歌》中，丘逢甲则历数了汕头海关大权旁落、洋货充斥中国市场、民族工商业备受摧残以及帝国主义掠卖华工等种种惨状，愤怒谴责了清王朝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的丑行。
面对列强的进逼、朝政日趋昏浊的现实，丘逢甲开始认识到仅凭少数志士仁人的奋斗已无补时艰。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诗作如《晨起所见》、《汕头海关歌》、《东山感春诗》中，都表达了他唤醒民众、团结御侮的可贵见解，说明丘逢甲的反帝爱国思想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和可喜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丘逢甲的进化论思想较前有了新的表露：“竞争世界论天演，此去闽中大有人。唤起群龙听梵唱，诸天同转法王轮。”(《重送王晓沧次前韵》)这种认识使他激发起天道轮回、世道变迁的思想火花，从内心深处萌生出向往自由、民主的新社会的思想幼芽(见《次韵答维卿师》、《送谢四东归》等)。而在一九0一年秋冬写的一篇铭文中，丘逢甲向往自由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芽蘖则表露得格外明显：“……嗟乎！自秦汉专制之法行至今，其所谓官者，以无限之权偃然民上，于士无所谓礼也，于民无所谓教也，束缚之而已；既愚其民，复忌士之不愚，故于法尤以摧折士气为事。为士者亦务相竟为俗学以自愚，不复知有圣贤之义，临小小利害，辄动色相戒，虽君父之难，或弃不顾，不以为非；其稍能自立而思有为者，且群诽而众咻之，必败其成而后已。士愚如此，何论乎民，其惑邪说而日为无理之争也，亦固其所。故昔之所谓文明先进国者，乃今鄙为半开之国。贤者处此，上屈于专制之政，下挠于半开之俗，夫何能为？然卒不以自馁而自沮者，何也？义之所在，非利害所能动也……。”(20)
上述情况表明，庚辛之后，尽管丘逢甲所醉心的救国方案仍然是“兴学育才、启发民智”，但从思想深处的变化趋向来看，他与康梁保皇派已有相当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日益明显，一九0三年以后，丘逢甲渐有同情反清革命的表现。例如，一九0三年岭东同文学堂学生响应上海爱国学社鼓吹革命风潮，革命文字见诸国文课卷，丘逢甲不但不加任何干涉，反而为之辩护说：“此天赋人民思想、言论之自由权。”(21)
丘逢甲一向关心国事，注意研读报章，同社会各界人士接触广泛，特别是到省垣任职后，置身于广州这样一个当时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因而对社会思潮的更替和人心向背的变化以及对清廷腐败政治的现实，较之在潮嘉地区办学时期有了更深切的体察和认识。无疑，这加速了他思想政治立场的转变。一九0六年冬末，丘逢甲曾对人说：“至保皇之说，非不稳健，但时机已过，人心已去清室，康有为等无能为矣！”并断言：“清室不出十载必亡，但非革命军攻陷北京，而为各省独立使之自倒。”(22)这表明，此时的丘逢甲已把他的政治目光投向了新兴的政治力量，对康梁的维新保皇事业已颇表怀疑。
庚辛之后，广东城乡中不满现状的爱国青年受到新思潮的吸引，纷纷奔赴省城或到国外求学，如饥似渴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愈来愈多的青年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投身于反清革命。这些青年仰慕丘逢甲的品格与才华，了解他同情革命的态度，故而到广州后纷纷拜见丘逢甲，并得到他的呵护与提携。据《丙午日记》记载，仅一九0六年十月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会见青年学生或与留日学生书信往来就不下七、八起之多。
一九0六年以后，随着民主革命潮流的不断高涨，丘逢甲与革命党人的接触愈加频繁密切。据其子丘琮说：“保皇党人与同盟会干部和我父亲都有往来，不过，戊戌前后和保皇党人接触较多，而戊申前后则与同盟会发生深切关系了。”(23)资料显示，当时与丘逢甲“深相结纳”的著名革命党人至少有邹鲁、姚雨平、谢逸桥、谢良牧、朱执信、陈炯明、林修明、李次温、黄慕松、邓铿、林云陔、温翀远、林震、古应芬、高剑父、高奇峰、赵声、饶景华、叶楚伧、梁千仞等数十人。其中不少人更与丘逢甲有“师生之谊”。丘逢甲甚至把自己的次女丘琰许配给林震，另一女许配给饶景华之子。
如此众多的革命青年与丘逢甲保持经常的、密切的来往，他们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热情时时给丘逢甲以无形的启迪与感染；从他们身上，丘逢甲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新时代的曙光。大约在一九0九年前后，丘逢甲的基本政治立场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一个支持改良的维新立宪派，转变成为支持、赞助革命的民主革命派的朋友。一九0九年秋，丘逢甲在一首《秋怀》诗中这样写道：“满目洪荒治已迟，谁教天展九年期？玄黄大化无今古，风雨神山有合离，四海毕消蛟蜃气，九天同拜虎龙姿。书生自作华胥梦，千载何妨此一时。”(24)这首诗的政治意向很清楚：在丘逢甲看来，革命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清廷气数已尽，不可救药，无论它如何变换花招，也无法挽回其灭顶之灾，一个崭新的政权必将出现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他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自己多年来“复土雪耻”的梦想。
2、掩护、支持革命
丘逢甲政治立场的转变不仅表现在思想言论上，更体现在行动上。在广州任职期间，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与粤省地方上层的特殊关系，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安插、重用了不少革命党人，掩护、支持甚至配合他们的革命活动，并在他们遭遇危难的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尽力营救、保护了一大批革命党人。例如：
一九0七年五月黄冈起义失败后，粤省当局企图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实行严厉镇压。丘逢甲闻讯，急忙从中斡旋，以“防止株连、避免事态扩展”为由，极力对当局加以劝阻，致使一批革命党人得以脱逃，幸免于难。(25)
一九0八年，梅县松口发生进步学潮，两广总督张人骏企图藉机镇压松口革命党人，并奏请停办全梅学校。丘逢甲获悉，亲往张的住所，说明松口是有名的华侨之乡，若采取严厉措施，影响华侨利益，势必酿成不良后果，务请其三思而后行。张人骏听从了丘逢甲的劝告，防止了事态的蔓延，使松口革命党人得到保护。
一九0九年，嘉应州牧邹某拘捕了一批进步学绅，丘逢甲又“致过家门而不入，席不暇暖，即出省垣奔走，设法营救”。(26)
一九0九秋冬，两广方言学堂新任监督隗文云，无理将一名深受学生爱戴的进步教员孟聪解聘，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步学潮，停课长达三个多月，酿成僵局。该校五00名学生整队集合，前往总督衙门请愿，一致拥戴丘逢甲继任该校监督。迫于压力，兼任两广总督的广州将军曾祺不得不将隗文云撤职，并接受学生的要求，改派丘逢甲继任。事后当局开会讨论善后处理办法，有人主张各班班长及请愿代表革除或记过，“以儆效尤”。丘逢甲据理力争，说：“学生应惩处，则监督不应撤职；监督既撤职，则学生不应惩处！”结果没有一个进步学生受到处分。(27)
一九0九年十月丘逢甲当选咨议局副议长后，立即延揽革命党人古应芬担任咨议局书记长、邹鲁为书记。尔后，又聘请邹鲁为方言学堂教员；不久，革命党人朱执信因涉嫌革命被广州法政学堂解聘，“因为丘先生喜欢革命党人”，邹鲁又向丘逢甲推荐，把朱执信聘请到方言学堂任教。(28)于是，朱、邹二人利用在方言学堂任教的便利条件，向青年学生灌输革命思想，秘密发展同盟会组织。(29)与此同时，邹鲁、古应芬和隐藏在咨议局的议员陈炯明，则利用咨议局作掩护，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这样，广东咨议局和两广方言学堂，事实上就成了当时广东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的两个重要据点。而假如没有丘逢甲的从中掩护，乃是不可想象之事。
一九一0年二月，陈炯明、邹鲁秘密参与了由赵声、倪映典组织发动的广州新军起义，被广东巡警道王秉恩查获。王某携带名单到咨议局企图拘捕陈、邹二人。丘逢甲正色曰：“陈某、邹某是我最信任的，假使他们是革命党，那么我一定也是，如若要按名单捉二人的话，请先从我捉起！”(30)在丘逢甲的庇护下，陈、邹二人才安然无恙，未遭当局拘捕。
在咨议局内部，陈炯明、邹鲁等人还在丘逢甲的支持和配合下与封建反动势力进行合法斗争，兴利除弊、揭露清王朝的腐败政治，起到了团结、教育民众，激发民主意识和促进民主革命潮流前进的积极作用。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例，是“禁赌”和“振兴女子小学”两案的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