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老兵高秉涵：割不断的家国情怀挡不住的归乡之路(2)

2016年09月12日 08:39　来源：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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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一个人，那么小的一个小孩，跟着谁走，也不知道目的地，这路上出现什么情况，谁管？

　　高秉涵：没有人管，没有人管。

　　记者：不知道前途在哪？

　　高秉涵：对。

高秉涵逃亡时在腿上留下的疤痕至今未消

　　在混乱的逃亡人流中，他的双腿被别人手中滚烫的热粥泼伤，伤口反复腐烂生蛆，时隔六十年后，大块黑色的疤痕仍然附着在腿上。经过六个月的跋涉，十三岁的高秉涵跟着大批流浪的人，来到厦门的海滩，被人流裹挟着，上了最后一班开往台湾的船。

　　记者：真挤上船的时候，想什么呢心里头，能不能回来，害不害怕，能不能回头？

　　高秉涵：我一开始流泪，后来掉泪没有人同情你，所以我就不掉泪。因为我发现我随时可以死，我在死和活之间的缝里挣扎，所以已经没有怕的感觉。

　　记者：这对于一个13岁的男孩子来说能适应吗？

　　高秉涵：如果我不走，我不忍，我不往前冲，就是死路一条。

　　在海上漂流数日后，高秉涵随逃亡人流到了台湾。举目无亲的他睡在台北火车站，跟垃圾场里的野狗打架，争抢别人吃剩的东西，卑微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

　　记者：您这三个月，跟猫狗抢食，在垃圾场跟猫狗抢食，您有没有心疼过自己？

　　高秉涵：没有，我想大概你们体会不到，一个人，我可能随时可以死，但是我在死里求生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些，不流泪了，也不可怜自己。你可怜自己，没有人同情你。

　　与猫狗抢食吃了三个多月之后，高秉涵受一位好心的老先生指点，成了台北火车站站台上的一名小贩，虽然收入很低，但终于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当时动荡的生活夺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因为母亲的嘱托，他始终随身带着小学师生毕业照，和初中新生录取证明，靠着这份证书，高秉涵一边劳动维持生计一边攻读了中学，之后又有机会考上了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

高秉涵保留的证书

　　寄不出的思乡信每一封中都写着“娘我想你”

　　记者：这段时间，你抱着过一段时间就能够回到菏泽去看妈妈的愿望吗？

　　高秉涵：那时候已经没有希望了，已经知道没有希望了。

　　记者：你知道见不着妈了，那时候肯定不通信，你会写信吗？

　　高秉涵：有写信，也写，写了就撕掉了。因为这个东西，那时候别人不能看到。

　　记者：您知道这个信寄不出去，甚至写下来被人看见都会有麻烦，那干吗还写？

　　高秉涵：这是一个疏解，想家时唯一能做的办法。

　　记者：您都写什么？

　　高秉涵：每封都会存在的，娘我想你。

　　记者：但是写的时候知道娘也收不着，自己写完了还得撕，这心里得多难受？

　　高秉涵：对，我写了以后，心里边就比较……

　　记者：痛快了？

　　高秉涵：痛快一点。

　　与绝大多数撤退到台湾的人一样，高秉涵最初以为这个小岛只是一个临时遮风避雨的住所，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大陆。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等待格外漫长。他在台湾当兵、做法官、干律师，靠着自己的努力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然而即使这样，他还是惦记着家乡，惦记着家中的老娘。他说，那段时间他经常在夜里梦见自己变成了海鸟，飞过大海，回到了故乡。

　　记者：不都说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您娶了媳妇儿，是觉得忘了娘了，还是觉得这个娘在心里边越来越更放不下了？

　　高秉涵：娘我还忘不了，我是从来不过生日。

　　记者：为什么？

　　高秉涵：因为我母亲生我那一天，是母亲的大难日，母亲拼命生下了我，那时候难产，没有西医，危险，所以我不过生日。

　　再后来，高秉涵发现回家无望的时候，他便开始拼命地把家乡的每一个记忆，变成文字，写在日记本上。

　　高秉涵：我就记我家的人，事，地，物，小草，动物，我都记。记我家的人，记我的老娘，我的外婆，我的奶奶，奶奶叫什么名字，姓什么，她娘家是哪的人。

　　记者：您是不是也怕忘了？

　　高秉涵：对，我就是怕忘了，我把这个交给我的儿孙，知道家乡的情形。好，我隔壁是二公爷家，二公爷有几个孩子，大孩子叫什么名字。

　　记者：您干吗把邻居也写上？为什么？

　　高秉涵：凡是我们知道的，我都写，我的瓜有西瓜，冬瓜。

　　记者：不只亲戚，还有瓜？

　　高秉涵：对，什么都写。

　　高秉涵拼命地记，就好像给自己家拍照片一样，日记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然而老天弄人，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高秉涵珍藏日记的房间。日记毁了，思念依旧。1979年8月，高秉涵利用前往西班牙出席学术会议的机会，终于寄出了他离别母亲30年之后的第一封家信，信的地址和收信人是“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宋书玉是他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