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药方难治新病 经济指标位移将不可避免

　　近一段时间以来，“两难”这个词在经济问题上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保持经济增速与抑制房价上涨之间的矛盾，增加人均收入与保持企业竞争力之间的矛盾，实际负利率与经济增速放缓之间的矛盾等，都被称作当下中国经济的两难问题。这些两难的发生印证了中国经济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然意味着经济环境中重要要素的变化。无论是经济增速还是人均收入，或者利率水平都不可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保持不变，最大的可能性是从一种已经保持了多年的均衡水平过渡到另一种可以长期保持的均衡水平，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经济指标的位移将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是经济增速。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国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同期，全球年平均增速只有3.36%。随着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不断增大，经济增速的放缓是一个必然的过程。2010年第二季度，在市场普遍预计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GDP同比增速依然达到了11.1%，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在什么水平上达到可持续的平衡水平，远比经济放缓的具体影响更有意义。

　　如果经济增速放缓是从11%的高速增长向9%的中速增长的放缓，那么这种放缓不仅是正常的，甚至是有益的。这是由于在其他要素相同的条件下，投资和出口的增长远比消费的增长更容易推动。在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的政策推动下，经济过分依靠投资和出口，客观上忽视了资源的低效率消耗和社会矛盾的积累，持续多年的投资和出口增长也缺乏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因此，依靠多年的投资增长潜力已接近耗尽。只有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经济政策下，国内消费才能占到经济增长的更大比重，前期所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才能缓解。这必然导致经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回落。

　　以美国为例，其国民经济以消费为主导，经济增速常年不超过3%，这背后既有经济基础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消费有很强的惯性，其增长不可能常年达到10%以上。因此，消费经济的增速低于投资经济的增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像中国这样必须向消费型经济转型的国家来讲，经济增速的放缓不仅可以接受，甚至是乐见其成的结果。

　　其次是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均收入必须和普通劳动者的生产效率相符合，这与企业提高竞争力并不矛盾。人均收入的上涨理应是产业升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劳动者的价值贡献在价值链条中的比重必然上升，这种上升将伴随着话语权的上升，人均收入的上涨也将是必然的结果。政府能做的首先是引导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最为重要的是捍卫公平公正公开的经济秩序，让劳动者可以在公众的监督中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才是商人、劳动者和社会三赢的结果。

　　最后是利率和金融市场。低利率是鼓励投资的有效手段之一，另一方面，低利率也压低了投资者应得的收益，让储蓄对居民变得无利可图，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普通居民分享经济成果的机会，造成资金借入者与广大储户之间的收益分配不公。

　　利率是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对存款利率的行政管制严重不利于经济的自我调节。金融市场可以提供的回报率理应成为经济好坏的晴雨表，即使是最普通的存款者也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有权利根据价格信号决定买卖行为。随着通胀率高于存款利率，负利率将迫使公众寻找非银行投资渠道。除股票之外的其他直接投资渠道将受到追捧，灰色融资渠道将有更大的市场。在外汇占款增速减缓的情况下，银行将面对存款搬家的威胁，也将不得不采用非利率的吸储手段。

　　行政干预和严格的利率管制也许可以化解金融体系内部的风险，但却将问题转嫁到了更为弱势的普通储户身上。最广大的居民被迫接受过低的银行利率很难说与之后房价的飞涨和消费的停滞没有关系。因此，人为地通过流动性管理和行政管制来压低利率，对于投资增长潜力逐渐耗尽的中国无异于刻舟求剑。存款利率由单一的价格管理向更为灵活的区间管理也许更加有利于经济的自我调节。

　　用老的眼光去看待新的问题总会看到许多不适应的地方，用旧经济的药方去抓新经济的药也一定会遇到许多两难的问题。关键是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到经济增速放缓就担心就业受损。如果能够将看问题的角度转变一下，以更宏观的视角去谋划未来30年的发展，短期看似两难的问题也许将不再两难。 　□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