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变数影响世界经济复苏

　　2010年底，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在纽约总部发表了《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1%，世界经济前景依然具有不确定性，严重的下行风险继续困扰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依然漫长和曲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日前发布的《世界经济黄皮书：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则显得稍乐观一些，认为世界经济已经走出了衰退，2011年可望实现4.8%的增长，但是世界经济在表现出复苏态势的同时，复苏强度不足、速度缓慢，呈现出不稳定、不平衡的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计，2011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到4.2%，同时它也坦承，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G20匹兹堡峰会提出的目标)绝非易事。

　　在2011年开年之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通过受访专家分析和梳理，认为世界经济在“不稳定、不平衡”状态下，复苏进程面临多个不确定“变数”。

　　变数一：发达国家继续拖累复苏

　　《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将继续拖累全球经济复苏。尽管发达国家在过去两年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遏制了金融危机的恶化、刺激了经济复苏，但是其国内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同时，其金融系统仍然脆弱，信贷供给与需求缺乏活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疲软，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大幅度上升，这既给金融市场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又给财政政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约束。

　　多位世界经济问题专家均强调指出，发达国家的症结在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联合国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认为，主要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如银行资产负债的调整、金融业的整合、结构性失业和结构性公共债务等，都需要市场进行很长时间的自我修复。专家提醒说，发达国家在无就业复苏情形下可能压低本国汇率，贸易保护、贸易战和汇率战现象还会不断出现，这将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外部环境产生影响。

　　变数二：新兴经济体的“拐点”困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更担心2011年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后金融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焕发了基础设施建设活力，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崛起，也给发达国家产业提供了新机遇。但新兴经济体在短时间内集中扩张财政投入，快速形成“公共资本”，不可避免地加剧了通胀风险；而自2010年中期以来，多数新兴经济体又执行金融紧缩政策，尝试“金融率先退出”，而不是放缓财政扩张，进一步加剧了民间企业的融资成本，形成新兴经济体特有的“内部失衡结构”。受此影响，2010年中期后，以南非、巴西和部分东南亚国家为代表，新兴经济体开始出现经济下滑迹象。

　　有学者指出，面临结构性问题长期化的“拐点”，中国要关注和考虑5年后经济发展应着力解决结构性问题，重点解决好增加百姓收入和困难群体保障问题，改变负利率实现保值储值并管好流动性。

　　变数三：债务问题持续恶化蔓延

　　2010年债务危机不断，发达经济体债台高筑，也将继续影响2011年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

　　洪平凡认为，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加剧是目前和今后几年威胁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的主要风险之一。预计2011年发达国家平均债务水平占GDP的比率将超过100%。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公共债务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变得难以持续，引发新一轮债务危机的风险仍然存在，成为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一个隐忧。

　　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张茉楠指出，债务问题继续恶化和蔓延将压制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犹如一把悬在世界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她强调，不仅欧洲债务危机在由外围国家向核心区域蔓延，日本和美国的状况也不容乐观。

　　变数四：国际经济、政治协调弱化

　　《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称，目前各主要经济体的合作正在出现弱化，由此影响了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性，特别是货币政策的不协调成为金融市场动荡和不确定的根源。

　　张宇燕认为，2010年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之间经济政策的协调与金融危机期间相比，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分歧也在增加，比如说美国决定搞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引起全球其他各国反对。

　　张茉楠说，目前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政策分化严重，甚至背道而驰。陈凤英指出，随着世界力量格局大的变化和重心东移，规则在重新制定，发达国家责任心在减弱，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上仍处于无力或者无自觉性的状态。她还提醒，一些非经济问题也值得注意，例如亚洲地区局势和中东伊朗问题，地缘政治不稳可能导致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也影响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洪平凡认为，追求一个“全球计划经济”模式的国际政策协调方案，去解决各国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面临的许多性质不同的复杂问题，是不现实的，当前最基本的目标是防止货币竞争性贬值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国内政策空间不大，很可能会在推动国际政策协调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同时，迫使新兴经济体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作出一定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