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问责机制倒逼政府告别借债投资

　　日前，成思危在“财经中国2010年会”上指出，近年来，地方债务迅速增加，根据审计署抽查部分省市县的投资平台情况来看，大概有1/3的省市县债务超过了财政收入，也就是说还款能力成了问题。

　　中央政府早已重视地方债务问题，并下发了不少红头文件，来限制地方政府的借债行为。尤其是去年国务院专门把“规范地方融资平台，防范潜在财政风险”，列入全年宏观政策。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审计署等也都纷纷对各地方政府“负债”问题发出过警告。

　　地方债务的猛增，一方面意味着，政府投资的盲目性和重复性，过多资金进入，不仅会造成产能过剩，而且政府投资回报也会被摊薄。再有地方融资的贷款往往以未来的土地收益作抵押，但土地收益因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像2010年2.7万亿的土地收入肯定不会长期持续，地方还债的风险极高。

　　另一方面，当地方政府还不起债务的时候，最终要靠公共财政和金融机构来买单。从现实来讲，无论是学者，还是舆论，大多把地方债务的形成根源，归结于分税制后财权与事权的不相匹配，但笔者觉得，这只不过是地方政府举债的一个借口。实际上，GDP考核机制才是地方政府大肆借债度日的根本，否则的话，像那些地方财政非常丰盈的地方政府，就不会也那样热衷于政府投资。

　　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冲动，来自目前经济环境的变化。由于内需长期不能提速，民间资本受到挤压，无法释放，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模式已快终结，而地方政府又面临保增长的硬任务，更由于短期内无法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极，最后只好选择最容易立竿见影，短期内最奏效的方法，于是，投资—借贷—投资，就成了地方发展经济的恶性循环。

　　显然，要想遏制地方债务，我想，惟一奏效的办法，就是用严厉的问责机制，来倒逼政府告别借债投资。具体点讲，对各级政府的党政“一把手”和各级政府部门的“一把手”，按照债务的多少、形成原因等各项因素的叠加，来判定其执政能力的高低。吴睿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