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指出：让人民生活更幸福，关键的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公正规范的行政行为，完善平等的公共服务，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人们在社会生活当中感到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感到机会不平等，甚至常常遇到权力滥用的情况，那么收入提高带来的幸福感，会因尊严、机会受损而被冲淡或抵消。所以说把“幸福”落在实处才是关键。
今年的全国两会正在举行，而各地“十二五”规划也已相继出炉，“幸福”似乎成了规划中的主要名词。北京提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在规划中就提出：“建设幸福广东”，重庆宣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看来提升居民幸福指数，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让百姓共享更多发展成果，已成为各地方“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的共识。
GDP崇拜阻碍经济转型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简写，曾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成功地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在GDP总量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但是，以GDP作为衡量经济状况标准的负面因素也正在日益凸显，例如：在社会发展进程中，GDP只反映“量”，不反映“质”，更不反映经济增长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这一“代价”等，诸如此类的弊端逐渐显现。因此，近来有许多国家开始采用新指标来衡量社会总体运行状态。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GDP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当下一些地方盲目追求GDP，进而形成了“GDP崇拜”症，热衷于基础设施、经济项目的大投入、大建设，甚至不惜牺牲环境保护、民生福祉为GDP让路。只有能拉动GDP的工作才干，只有能增长GDP的项目才上，而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沉下身来，做一些无关数据却关乎民生的事情，以至于在经济繁荣的表象下，老百姓并未得到多少真正的实惠。
关于对GDP局限性的认识，外国有经典的“交换母亲”的故事。说的是，如果有两个母亲各自在家照看孩子，则不会生产GDP；如果她们交换看孩子，每个母亲向对方付费，则会增加GDP，但是孩子却因为非母亲照看而增加痛苦。在GDP大棒的指挥下，一些干部难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只是在国外，在国内GDP这两年的名声也实在不怎么好，以至于有网友调侃说，政府今天盖了一座楼，花费900万元，明天又把这座楼拆掉了，花费了100万元，结果国家和百姓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政府的GDP数字却增加了1000万。这样的GDP，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统计数据，更是一个政治名词，在很多时候甚至直接决定着一个官员的仕途升迁，关系着一个领导的前途命运。这似乎和GDP产生的初衷大相径庭。
金融专家董登新教授表示，GDP崇拜确实妨碍地方经济转型。他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大搞招商引资，上马项目，大搞基建投资，圈地招商，这是传统GDP扩张模式的延续，务必会影响到地方经济转型的进程。
不能再用GDP考核地方政绩
事实上，被广为推崇的GDP完全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所致。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主政一方的干部，起码在乡镇以上的级别都实行任命制。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以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为每一届政府的工作重心，自然也是各级领导干部主要工作任务。所谓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用什么衡量？经济指标中最有权威的无非就是数字，增长的数字、积累的数字，就是GDP。GDP也确实能够说明许多问题甚至主要问题。这些主流的评价机制和主流意识，极强地影响着社会舆论、社会观念。再经过媒体传播，GDP的神话就出现了。社会的话语系统，互相传递、互相复制、互为前提、互为因果，GDP覆盖了中国的主流社会。评价体系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利益机制和利益诉求，这无疑使中国式GDP的缺陷中，又增加了只顾任期内的增长而不顾长期发展；只顾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不顾周边的经济发展；只顾投资规模，而不顾经济效益；只顾地区富裕，而不顾百姓收入分配和差距；只顾发展，而不顾环境等弊端。
罗马俱乐部创始人奥雷利奥指出，任何发展和进步，如果不同时导致道德、政治、社会和人的行为的进步，就无价值可言。最重要的是要明白，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简单的GDP的增加，而是要使更多人对生活感到满意。
然而，在唯GDP论之下，很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考核指标，确实带来了很多问题。应该明确，经济增长的本质或最终目的并不在于生产的规模到底是多少，而是在于是否能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经济福利的需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李伟说，根据以往实践，各地GDP的实际增速总是高于预期目标较多，更值得关注的是，明年是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换届年。对此，需要切实改变对GDP与经济繁荣程度关系的认识，深刻认识“GDP崇拜”误导而造成的社会危害。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史蒂格雷茨(JosephStiglitz)就警告过人们，要远离对GDP的迷信，因为GDP有很多局限，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GDP不能包括的方面。
事实也证明，GDP崇拜既是官员政绩的枷锁，也是地方发展的枷锁，卸掉了这个枷锁，一个地区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卸掉了这个枷锁，各级官员才能实现从为GDP服务到为民众服务的转变。
“幸福”要落在实处
近日，“长三角集体调低GDP增速”的消息，引起关注。事实上，与“十一五”预期增速或实际增速相比，计划“十二五”期间，调低GDP增速的省份，远不止浙江、上海、江苏等长三角经济发达省市。华北地区，北京市“十二五”期间GDP年均增长目标为8％，比“十一五”规划目标低1个百分点；河北省按新的规划，未来5年年均增长8.5%左右，而过去5年年均增长11.7%。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也有省份减速。“十二五”期间，内蒙古计划GDP年均增长12%，虽然依旧很高，却远低于过去5年的年均增长17.6%；“十一五”时期，广西年均增长13.7%，“十二五”规划中，降为年均增长10%……随着各省份两会陆续结束，数据显示，与“十一五”规划比，大部分省区市调低了2011年及未来5年GDP增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分析说，从世界经济史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在持续高速增长30年后，增长速率不往下调整的几乎没有。所以，有人说万有引力在中国是不管用的，是不对的。大家在编制规划的时候应该去想潜在增长率到底有多大，去考虑外部的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性。
不止文章开头提到的广东，建设“幸福山东”同样成为“十二五”时期山东省的主要目标之一。日前，“幸福武汉”、“幸福沈阳”“幸福武汉”、“幸福重庆”等广泛见诸媒体，引起关注。
观察家们指出：让人民生活更幸福，关键的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公正规范的行政行为，完善平等的公共服务，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人们在社会生活当中感到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感到机会不平等，甚至常常遇到权力滥用的情况，那么收入提高带来的幸福感，会因尊严、机会受损而被冲淡或抵消。所以说把“幸福”落在实处才是关键。
温家宝总理近日在与网民互动时深有感触地说，“网友同志，物价上涨问题刺痛了我的心”、“政府有信心有能力平抑物价，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总理的话语，让老百姓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幸福的方向。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要让“幸福像花儿一样”在广东盛开，各级党委、政府要为“花儿”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要提供充足的阳光、肥沃的土壤、清新的空气；全体社会成员也要积极参与，为“花儿”除草、浇水、松土、施肥。青海省委书记强卫说，让百姓笑出“幸福之美”。上海市长韩正说，如果政策的制订者不能感同身受大家的紧迫感和渴求，不去解决他们“蜗居”、“房奴”的现实，我们这座城市就没有吸引力，也就没有未来。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问题的有效解决亟须政府转型,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推进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国民幸福感。”民建中央预测,这将是2011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最广泛讨论的议题。
显然，“幸福”已经在这个春天悄悄的来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