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油价后期可预计的继续狂热，或将演变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绊脚石。随着低油价时代的一去不返，国内必须从当前开始，迈开节能及提高生产率的脚步，以期顺利跨过“油价绊脚石”，坐稳这班油价“直升机”。
低油价时代一去不返
去年每桶80美元，如今每桶突破100美元，国际油价像坐上了直升机，直线冲高，至今仍无见顶迹象。
据最新统计数据，今年3月份的第一周，纽约和伦敦两地市场原油价格每桶已经分别上涨7.45美元和4.17美元，涨幅分别为7.68%和3.73%。
“当前飙升的石油价格，已经完全跳脱了石油领域本身，需从全球经济格局变动等影响石油价格的金融属性来理解，至少在可预见时间内，金融属性因素主导下的国际原油价格强势难有转变。”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直言。
傅成玉表示，支持油价飙升的重要金融属性推手，就是美元量化宽松背景下，当前国际市场过剩的流动性。傅成玉认为，2008年为防止经济继续下滑，各国政府联手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行为给现今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埋下隐患，而后期，美国接连两轮量化宽松政策进一步放大流动性，隐患正在成为“明患”，“美国制造的流动性，流入发展中国家成为通货膨胀，在美元走弱和通胀增强的双预期下，加上投机资本的引导炒作，及近来中东等石油主产国政治问题的临时性事件，造就了眼下国际油价的疯狂。”
值得担心的是，这种“眼下”的疯狂，极可能演变成今年甚至未来国际油价的常态。
傅成玉表示，长期而言，商品属性将重新“掌舵”原油价格，但结果，却与金融属性影响下的油价走高趋势别无二致。
“国际市场原油的需求依旧旺盛，可原油的开采成本却已不能同日而语。”傅成玉指出，石油的开发现多在于深海、极地等自然环境恶劣或是中东等地缘政治敏感区，这导致石油勘探开发成本大幅上升。如深海原油的勘探成本已经达到每桶60美元，再加上技术、政治和经济上的不确定性，石油开采成本还会上升。
“总之，低油价的时代已然一去不返。”傅成玉坦言。
如何消化高油价
当国际油价高企成为可预见常态，傅成玉认为，作为工业基础原料，原油价格的上涨必然客观上为全球经济复苏施加了压力，全球经济的脆弱性由此增加，全球经济再度陷入危机的隐患。
不过，对于中国来说，这显然还称不上是最大隐患，相反高企不下的油价对国内工业化进程的影响才更值得关注。
第一轮工业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不到12亿人口，却耗费了将近200余年才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尽管期间石油等能源资源消耗量巨大，但由于时间周期长，单位时间内用于全球资源与能源的供应可以保持正常，石油等能源价格也因此维持在可接受档位。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按照能源总量计算，OECD国家11.5亿人口共消耗世界资源比例约为47%，仅石油本身，就消耗了世界石油总量的53%。
而有中国参与的，包括印度、巴西等将近40亿人口的国家，可预计出50~100年的工业化完成期限，“大量人口在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将不可想象，至少面临的高油价挑战就比第一次工业化更加严峻。”傅成玉称。
如果从中国角度算笔账：当前全球发达国家人均年消耗原油数量为17桶，中国则为2.35桶，美国(22.18桶)是中国的近10倍。“如果发展中国家把消耗水平提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全球的石油增长量每天就需要2000万桶，这种情况下油价是不可能下来的。”傅成玉如是说。
考虑到原油价格高低的无法掌控，因此，傅成玉表示，希望顺利完成工业化的中国就要从控制产出入手，保证在同等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前提下，令自身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以此来消化高油价。
然而，现实是，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是发达国家的3~5倍，单位产出低，资源能源消耗巨大。“所以，走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中国工业化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傅成玉如是说。
他建议，后期中国企业不仅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绿色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还要重视节约资源能源。“我们目前仅仅是在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中进行节能减排，还有另外两个领域潜力很大。一个是能源生产方式和不同能源形式转换过程中的效率太低，需要节约，以提高能源资源的使用效率。另一个是传统的煤能源，煤的热效率发挥太低，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傅成玉说，“在能源消费方式上，特别是从城市到社区，到单位，到各个家庭，我们的浪费特别大，这个领域仍然有非常大的空间。”
傅成玉最后表示，如果上述两个领域减排工作能够落实，加上当前正在进行的产品生产过程的节能减排和使用节能产品，中国最终可以做到GDP再翻一番，而能源需求总量却不再增加。
作者：杨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