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国的话语权
张国庆指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还不充分，因而容易在各种博弈中陷入被动和吃亏，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话语权不对称导致难以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同时国家形象也需要进一步提升，这些都是很迫切的问题。
“话语权大厦不是一天建成的”，话语权的谋求是个长期的过程，美国也是经过上百年的努力才获得今日的话语权。张国庆认为，影响话语权的主要因素，一是实力基础，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
二是国家形象和国际关系的维护，应全面提升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影响力，树立积极、清晰，在国际上具有公信力并受到欢迎的国家形象。
三是有国际影响力的强势媒体。中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依然有限，在诸多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我们仍然依赖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的报道。即使在事关本国利益的问题上，我们的媒体也缺乏影响力和感召力，从而给了那些希望妖魔化中国的人以可乘之机。
江涌认为，话语权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其本质不是“权利”，而是“权力”，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大小，直接取决于该国在国际社会实力的强弱，以及实力的有效使用。
不过他也指出，话语权大小与经济实力强弱密切相关，但是并非总是如影随形，有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实力一定的前提下，通过将有限力量进行合理整合与有效使用，提升话语权。
长期以来，包括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和市场经济等概念与论述，是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的主导性话语，西方明显居于优势;但是，在诸如经济合作、气候变化、反恐防扩、地缘政治等具体国际事务或问题上的话语权则因具体情况而异。例如，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西方一度抛出“丹麦草案”，试图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但是很快遭到发展中国家一致而强烈的抵制，哥本哈根会议最终未能使西方国家如愿以偿，西方话语权优势无法得到发挥。
在江涌看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要进一步提升话语权，首先要进一步提升硬实力，硬实力是话语权的基础。西方话语权处于优势与强势，并不是因为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等本身有多么先进，而是因为有强大的硬实力，而且长期以来，西方将强大的硬实力通过一系列安排与布局，经由各类方式、多种渠道充分体现出来。
其次是具备长远眼光和世界眼光，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树立自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纵观历史，环视世界，国际强国及其话语权无不立足于自己的核心价值，彰显自己的个性，才有生命力，才有独特魅力。
再者是用一个声音说话并牢牢掌握话语主导权。长期以来，少数专家学者为西方代言，跨国资本悄然渗透到中国媒体，这些行为和现象必须引起各方的警惕和防范。
发达国家的“幌子”
新兴经济体国家获得更大话语权并非发达国家所乐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所副所长丁一凡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国际经济格局在改变，新兴经济体发展趋势比较健康，壮大力量，扩大合作将会是个大趋势，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现行体系和规则的牵制，进一步提升话语权仍会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很多掣肘，尤其是对中国的排斥和防范会更大。
金融危机加速世界经济力量由西方向东方转移，西方主流社会开始艰难地接受这一事实，但他们仍不断抛出种种自我中心的西方逻辑：例如，关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说法;在气候变化等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义务和责任;以及对来自新兴经济体国家资本的扼杀和封锁等。
国家信息中心世界经济问题专家张茉楠将西方以上的做法称为它们祭出的“三个幌子”。她认为，对于全球经济失衡责任的转嫁，中国等国家应搞清原因，不被干扰;气候变化和绿色经济带来环保成本加大，应警惕西方对新兴经济体出口设置绿色壁垒。
张茉楠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指出，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应该看到，“远水解不了近渴”，长期不公平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导致当前出现“发达国家生病，发展中国家吃药”的情况，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短期内的话语权问题更为重要。
江涌认为，西方在增加对华接触与合作的同时，也在加快对华遏制与竞争的步伐。在商品贸易、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诸多议题上，发起了对中国的“合围”，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在气候变化、人道主义援助等诸多方面，要求中国承担发达国家不愿承担、发展中国家不能承担的“大国责任”。
这些做法充分暴露出西方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以及唯我独尊的思维标准，强权意识十足。“承担国际责任，不是要美国的肯定，而是追求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江涌强调说。
丁一凡也对本刊记者指出，在失衡和再平衡问题上，西方国家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但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来说，考虑的是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责任，是对非洲和拉美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是让穷国也发展起来。
受访专家的这一观点和“金砖国家”智库会议与会专家的想法不谋而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新平台，‘金砖国家’应考虑对最不发达国家，尤其是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支持的方式和途径。”智库论坛的专家这样建议说。□
《瞭望》新闻周刊 皇甫平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