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风险：堵还是疏？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表示，“当前要严打非法金融活动，重点是社会非法集资和市场金融传销，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人民银行市场司副司长吴显亭表示，今年上半年，民间借贷比较活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有一些担保机构、典当行、寄售行、网络借贷平台等受利益驱使，超范围经营，或者违规开展“高利贷”业务，不仅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而且，潜藏着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
对民间借贷发展，重点是加强监测、引导和规范：
第一，要加强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监测和调控，对民间借贷的总量、利率、投向等，要动态跟踪把握，做到心中有数。
第二，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合理引导，及时预警和有效防范“乱集资”和“高利贷”的潜在风险，按照“新非公经济36条”的明确原则方向，积极引导更多的民间借贷资金合规投向实体经济。
第三，要及时制定和修改完善符合我国民间借贷特点的相关法规制度，对不同类别民间借贷要明确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坚决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促进民间借贷向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第四，要加强金融知识和舆论的正面宣传，增强民众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新华网）
无法可依亟待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认为，高利贷现象是与资金或资本的逐利性连在一起的，也与我国口号上反对高利贷、事实上却没有遏制高利贷现象联系在一起，应当从多方面着手缓和高利贷带来的问题，尤其是从宏观而非微观入手加以解决，否则，即使在个案中否决了高利贷，却无法在社会层面上减少高利贷现象。
一是提供好的投资品种，满足资金逐利性的需求。比如香港交易所刚推出的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产品，再如上世纪90年代的含保值贴补的国债。民间资金是逐利的，民间资金规模巨大，一定要为其找到光明正大的资金出路，否则，必然会以隐形方式提供给企业。
二是多数涉足高利贷的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这说明大型公司资金并不吃紧，中小企业才是银根紧缩的受害者，国家应当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上下工夫，尤其是提供其融资平台，不能只顾大企业和国有企业。最近有消息说，国家正在筹备跨部门的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机构，要充实它的职权，尤其是在资金方面予以扶植。
三是应该积极报道高利贷做法不被法院接受的典型案例，让闲散资金的拥有者知晓高利贷的法律风险，减少公众参与高利贷活动的概率。尤其是，以往在多种非法资金案件中，报道和宣传的重点在于国家如何反对非法集资，却没有把高利贷的事情当回事，公众并不十分清楚国家在高利贷问题上的态度，也不太注意高利贷的风险，这使得高利贷现象越来越严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徐滇庆表示，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把地下金融拿到桌面上来，阳光化。不去引导，光想捂是捂不住的。应该给好的地下金融公司银行牌照。银行牌照并不是很神秘的东西，主要是要有退出机制，发现不好，立即将牌照收回。
退出机制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点。而现在情况是，一旦给了一个金融牌照，似乎就万年不变了。现在的难题是，很难判断一个企业是不是真的要做民营银行还是借机来圈钱。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则认为，现在的金融监管机构很尴尬，因为它无法可依，民间借贷目前还没有立法，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不对的，是不作为，明明有危险。
一出了事情，政府要追究责任了，说你是非法集资，你是高利贷，就开始打压了，实际上就是推卸责任。这种情况不应该再延续下去，我国的民间借贷的合法化，已经喊了十年，但非常遗憾到现在路子还没有走出来。放贷的条例、委托贷款的条例到现在还没有出台。
要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走民间借贷的合法化，不要去堵，要去疏。起到带动经济发展润滑剂的作用。在相关法律没有出台的情况下，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至少应设立一些民间借贷的检测机构，监测点，要及时关注它的动态。（中国经济周刊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