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玩具厂商以自主品牌打响国际市场。 新华社资料图片
贸易摩擦的密集发生和产业冲突的增多已成为无法回避的挑战。尤其在当前严峻的外需形势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增大等因素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国内产业和相关企业需要在全球博弈中找准定位、实现“突出重围”。
贸易摩擦
从产品出口限制转向宏观政策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保持高位，已连续16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5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2010年，我国共遭遇贸易救济调查66起，涉案金额71亿美元，发生纠纷的对象不仅来自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也有来自于巴西、阿根廷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其中既有针对传统优势产业的，也有针对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0年中国出口约占全球总量10%，而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约占全球案件总数的35%。
“一些国家还针对中国商品直接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在2010年全球新启动的15项贸易保护政策中，针对中国商品的占10项。”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调查专员宋和平说。
“贸易纠纷是表象，根子还在于产业结构的同构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表示，我国与一些国家的部分产品可替代性较强，如果不能形成产业的核心国际竞争力，只依靠低廉的要素成本优势，那么外部需求稍有“风吹草动”，外贸出口就很容易招致激烈的贸易摩擦。
统计显示，其中钢铁、化工、石化、电子信息等产业遭遇的摩擦案件数量和金额位居前列。而这些行业恰恰是国内产能过剩、主要依赖国际市场的行业或者是产业结构与国外趋同、在国际市场上与国外产品直接展开竞争的行业。
此外，业内人士表示，国外对华贸易保护的领域正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向人民币汇率、市场准入、自主创新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等领域扩展，贸易摩擦的争执点也从单个产品向整个产业扩散，最后直抵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层面。
纠纷升级
贸易环境空前复杂和严峻
“随着我国制造业以及工业制成品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的进一步加强，客观上会形成贸易摩擦和产业冲突增多的局面。”宋和平说。
事实上，当前中国外贸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空前复杂和严峻。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加剧波动，国际市场需求仍然疲弱。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等专家近期表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风险和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等事件的叠加效应，使得全球市场处于“新危险区”。同时，由于美国一再祭出量化宽松这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承受着严峻的通胀压力。
“世界经济形势越是不好，国际贸易竞争越是激烈，国际贸易摩擦越是增多，我们就要更加重视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一次外贸形势座谈会上表示。
眼光转向内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难度较大，部分产能过剩给外贸发展带来了压力，而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上升和用工短缺以及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融资成本增加等都使得出口成本不断上升，挤压外贸企业的生存空间。
而从长期来看，经历了空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一场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度变革正在世界范围内酝酿：从美国政府出台的“国家出口倡议”、欧盟出台的《贸易、增长与世界事务》的对外贸易新战略，到印度的商品出口计划，都提出在未来三五年内更加重视扩大出口，以期拉动本国、本地区的就业。
分析人士认为，这不仅意味着未来国际市场的争夺会更加激烈，同时也意味着这些经济体保护内部产业的呼声和反对全球化的情绪可能抬头，而我国将首当其冲。例如，2010年以来，美国为加大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力度，通过修改其国内法律的方式强化贸易执法，其中强化执法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我国。此外，一些发达国家政界和产业指责我国国有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等不公平竞争优势，计划在贸易救济领域针对我国国有企业制定更多的歧视性规则，一旦这样的意图成功，将给国有企业应对相关的贸易救济调查带来更大的困难。 (据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专家观点
“四体联动”应对摩擦
宋和平建议，应充分发挥包括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商协会和应诉企业在内的“四体联动”应对机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商协会充分发挥自律、协调功能；产业部门做好预警及信息服务，与国外市场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互动；企业要积极应诉，组建高效的应诉团队，调动包括进口商在内的各种资源、利用各种渠道综合应对，同时主动地进一步完善经营管理，如建立完善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掌握抵御贸易摩擦的方法。
而对于主要的贸易摩擦对象国来说，也有独特的应对策略。例如对于欧盟的贸易救济调查，商务部公平贸易局郑伟建议，由于欧盟采取27个成员国投票的独特的表决机制，涉案的中国企业可以有针对性地做一些成员国的工作，同时与欧盟下游企业、进口商结成同盟军，利用其共同体利益条款“打掉”相关的贸易救济措施申请。
抢占价值链高端环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表示，从制成品、高新技术在总体出口中的占比等数据看，中国与德国没什么区别，关键在于面对全球产业链新的分工模式，一个国家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提升关键不在产业的升级而在于生产价值环节的提升，因此我国企业要尽快实现从低附加值产业向资本技术或信息管理密集的高附加值环节的提升，抢占价值链高端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