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和开放的不同步,确切地说是某些领域改革滞后于开放已经引发一些问题,值得引起各方警惕。
首先,内部改革速度落后于对外开放速度,其显而易见的结果是,中国经济正日益依赖于外部市场,累积了巨额贸易顺差,加剧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企业偏好出口的原因与十年前并无根本性区别:庞大的内部市场并不统一,物流成本高昂,政策环境多变,商业和法制规范仍不健全,等等,因此外贸比内贸更好做。同时,由于医疗、社保等体制改革滞后,内需潜力也被极大限制。如果内部市场搞不好,则意味着开放对改革的替代效应在增强,而倒逼效应在减弱,这将进一步扭曲中国的经济结构,这显然有违入世初衷。
其次,改革滞后的另一个后果是,中国虽然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但自己却并没有产生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明星企业。这也导致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始终处于较低地位,在付出极大资源和环境代价的同时却并未获得相应的利润回报。内部改革成功的一个标志应当是私人部门的蓬勃发展,但近年来种种现象却表明十年前存在于企业间的身份主从秩序安排并未获得根本性改观,身份限制极大抑制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再次,不可否认对外贸易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贸易扩张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对减少贫困作出了积极贡献,并且贸易自由化通常会提升整体国民福利水平。但在出口带动的经济高速扩张过程中,涉及收入分配等的内部改革滞后容易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矛盾。
十年来,从相对速度上来说,改革落后于开放;但从绝对速度上来说,开放速度也依然落后于综合国力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那种认为我们已经开放十年,可以缓一缓的想法大错特错,因为我们的实际开放度其实远低于我们的想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的研究认为,中国在全球最不开放经济体排名中,位列前五。虽然十年来中国开放度已经极大提升,但开放程度依然不够,依然有巨大提升空间。
入世十年来,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在为十年来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的同时,更应在新形势下重估我们的开放和改革策略。从全球角度看,次贷危机之后,经济再平衡的呼声越来越高,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巨额顺差的容忍度已经越来越低,中国已不可能继续走重商主义的老路。从国内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已临近拐点,劳动力成本开始快速上升,十年前的成本优势正日渐消失。同时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已促使中国开始重新审视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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