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与发展成果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正如最新的《世界发展报告》这样描述脆弱国家:“面临这些问题的低收入国家中,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哪怕是一个千年发展目标。”脆弱国家面临的问题超越了国界,成为覆盖面广的国际犯罪网络的“滋生地”。这些跨国犯罪组织正在越来越精于利用扩散在全球范围的复杂信息、金融和交通网络——从而能够跨越地理界限从(贩毒、人口贩卖、假冒商品交易、非法武器和洗钱等)非法市场中获利。我们还看到了索马里海盗对全球海上贸易和安全产生了巨大影响。
全球风险的传播速度和形态变化也越来越引人注目。目前,传染病在各地的传播速度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暴发的疫情不到几小时就可以对另外一个地方构成紧迫威胁。新传染病出现的频率也比以往更快。现在有近40种疾病对于上一代人还极其陌生。在自然灾害领域,曾经不常见的风险正变得日益普遍。
记者:全球合作有助于解决世界经济难题吗?
施瓦布:全球合作的需求从未如此强烈。绝大多数亟待解决的全球问题都不大可能通过单个民族国家的单独行动得到有效解决。不幸的是,当前为改善全球治理体系所开展的行动具有重复性、临时性和零散性的特点,其标志为伙伴关系变化无常以及相互间利益和参与者的高度分散。我们的全球制度和治理架构建立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基础之上,主要目的是保护国家利益而不是培养全球托管意识。我们现有的国际制度和框架正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全球需求:这种行动是被动应对的,而不是战略性的,是由不同部门分别推动而非系统性的,并且优先考虑国家利益而非全球需求。
尽管全球社会使各国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仍然面对这样一个悖论:世界以及各体系的全球化程度越高,我们的思维模式就会愈发“本地化”和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警示我们不仅要对全球机制和体系进行反思,同时也要对我们的思维模式加以反省。
记者:您对保障世界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具体建议?
施瓦布:我们一方面需要应对全球挑战的复杂性和互联性,另一方面又需要将众多的参与者纳入全球决策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不大胆地推出一个新的概念——即由约10-12个国家(包括金砖国家)组成一个核心集团。根据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可通过其他国家的加入以灵活的方式扩大该核心集团。经济金融界、商界、学术界和公民社会都可建立类似的全球性集团。世界经济论坛目前正在以非官方形式制定这样一个“灵活结构”框架,以适时、有效地应对全球性的挑战、风险和机遇。这一想法也契合不断发展的“网络”社会思维——在这个社会中,所有实体均互相关联,围绕各个“中心”或“节点”组合在一起。
第二个建议是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组织,它作为全球需求而不是国家利益的受托人,以全面、整体和前瞻性的方式处理全球事务。该组织必须完全建立在中立和诚信的基础上,应当充当全球决策的智库。在当前这样一个组织缺位的情况下,世界经济论坛正在默默地努力满足这一需求。
如果我们大家都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中我们共享“利益相关者”这一价值理念——即“和谐社会”这一理念,它不仅仅指国家层面的和谐,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和谐——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更和平、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世界。我相信,基于中国在过去32年的成就,中国在塑造未来世界时一定能扮演一个积极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角色。(记者 肖连兵 胡斌 李盛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