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生命个体遭到忽视，文化信仰必然成为摆设。在越来越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每个城市人都在很努力地活着，并在忙碌中逐渐忘却了“头上的星空和内在的道德律”，由此导致内在的虚弱和思想的贫乏，抽空了城市文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在主体世界中具有集聚和核心作用的信仰或者信念。以城市文化规划为例，很多城市文化规划看不到对文化的信仰而做出的行动，只关注什么样的文化噱头可以吸引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利润。所以，西门庆故居等低俗景观遍地开花成为华夏一景。城市文化发展需要依托坚定的群体文化信仰，特别是对文化理想的坚守，而不是随便因为什么利益的诱惑就可以放弃原则，甚至于出卖信仰和良心。
秉持什么样的文化信仰，就会带来什么样的文化选择。一个没有文化信仰的群体，文化就不能融进身体和精神，不能成为行为的指南。大多数时候，人们遵循急功近利的行为准则，只是把文化当成消遣的工具，把信仰当成临时的烧香拜佛，期许的都是短期收效，对于百年大计已没有耐心了。可忧的是，这样做必然会被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无情抛弃。因为文化信仰如果无所依归，文化内涵也会杂乱无章，文化事业不是一个可以操控的企业，文化发展靠的是积累，没有捷径可以一夜建成。而道路越长、路途越是艰险，实际上也就越需要坚定的信仰和理想。
第三，与农业社会的自然散漫状态不同，城市化进程主要依赖于理性和制度力量的规范和引导。缺乏法律、制度和规则的支持，是中国城市文化在建设过程中普遍焦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法治建设近年来成绩很大，但由于法治社会建设的起点低，特别是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多等原因，所以在城市文化发展中仍然感觉到法治保证的不足。法治社会的建成不仅仅是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要更深地考虑它对保护个体的物质权益和文化权益的重要作用。要形成对个体生命真正的尊重，要培育出真正坚定的文化信仰，法治社会将是一道真正具有支撑性的基础工作。因为只有在法治的平台上，个体才有可能得到尊重和保护；而只有这样的个体，才会去思考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把意义和价值投射到城市文化的发展上，通过文化形式去反映个体和城市的追求，推动一个城市的文化进步。
法治能够保证个体的自由和生命的尊严，帮助个体释放最大的能量，这需要整个社会明确法治的意义和价值，全社会必须意识到只有法治可以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公民得到自由的发展，文化就会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
以“经济代文化”是当下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最大问题。正如《2011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指出的：只要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不管过去打出“经济中心”、“国际大都市”的口号，还是现在打出“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或“生态城市”、“宜居城市”的口号，结果都是“换汤不换药”。改变这种现实的关键，就在于加强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文化信仰的追求。而这些观念的培养关键在人，什么样的人决定什么样的未来城市文化走向。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充分体现对个体的尊重、努力培植坚定的文化信仰，并与法治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城市文化的未来才是美好可期的。(段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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