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实的问题是，当下哪怕是一些月收入2万的所谓中等收入的人群，也不太敢像真正的上述中等收入者的标准那样消费。一旦买一套房、生一场病或者生一个小孩，就可能会成为“房奴”、“病奴”、“孩奴”，原本殷实的生活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称之为“伪中产”，并呼吁国家要加大减税力度。
对此，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却不认同，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国外，中等收入者都是纳税的主体，不是减税的主体。中等收入者不是靠减个税减出来的，而是要靠个人创造性的劳动。
有学者认为打破垄断也是“扩中”的一项举措。据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学者透露，2010年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比1，而世界上多数国家行业间差距在1.5至2倍左右。垄断性行业员工享受高工资高福利，必然导致其他行业、企业无法或难以通过竞争获得合理的经济收益，挤压和遏制了其他行业员工的工资收入，使他们的收入提不上去，造成收入差距扩大。而垄断始终难以打破。
在苏海南看来，“扩中”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我估计到2020年，我国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如果能达到从业人员总量的37%～38%，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从现在22%～23%到37%～38%还有15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增加百分之一点多。到2020年还有9年，每年增加百分之一点五六，争取朝这个目标迈进。”
垄断导致中产者偏少?
苏海南：不宜这么下结论。垄断应该是一个间接因素。我们可以说垄断是造成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小的直接原因。
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是受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力资源素质结构以及我们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所制约和影响的，比如，我国第三产业不发达，白领和灰领人员数量少，中等收入者比重就难以提高。再加上收入分配制度有很多弊端，人们合法致富的途径还不多或不畅，会进一步抑制那些本来应该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的人。
可以这么说：进了垄断行业的正式工，大部分人可能都是中等收入者。由于垄断行业、企业影响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导致其他行业、企业无法或难以通过竞争获得合理的经济收益，会遏制这些行业、企业及其职业，使他们的收入提不上去，这对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有负面影响的。但同时，垄断行业还有一部分人本不应该成为中等收入者，比如说抄表工年收入都能拿到十多万，从这个意义上讲，又增加了一些本来不合适的中等收入者。
周天勇：可以这么说。但它还不是一个主要因素。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创业者少，小老板少。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中等收入人群中，最大的群体就是中小老板。像发达国家，至少每1000人口有45～50个小微企业;即便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有45个左右的小微企业。而我国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不发达，数量太少。我国1000人口大概也就十二三个。这是导致我们中等收入者少的主要和关键原因。
杨宜勇：这样说带有情绪化色彩。垄断可能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中等收入在日本就是职业化、专业化，日本的专业人士就是中等收入者。如果都是卖苦力，永远不可能成为中产者。最关键的还是人的素质和创造性，要有创新活动。中产是靠自己挣出来的，不是靠别人来救济。要成为中产者，还得靠自己。
“扩中”有哪些办法?
苏海南：首先是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促使其中部分人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其次是扶持自主创业、科技创业等人员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第三是进一步改革完善企业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第四是调整产业、职业结构，增加白领和灰领(技能工人)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人员来源;第五是建立更广泛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就业，稳定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第六是加大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的投入，为“扩中”提供基础;第七是深化其他方面改革，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提供更多体制保障。比如，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管理体制，积极引导和吸收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市民;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改进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继续抓好房地产市场规范和教育、卫生体制的深化改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