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15日电 全球经济危机给人们带来的恐慌正慢慢退去。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各国除了讨论要继续维持经济增长，同时还开始考虑如何选择时机和方式退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最新一期香港《经济导报》载文称，对中国来讲，这意味着，相比执着于揣测短期经济波动，一个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被提上日程。

　　曾参与“十七大”报告写作，并为中央政治局讲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原院长刘树成教授9月27日表示，明年中国有望进入第十一个经济周期，中央调控应当“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未来有望维持十年左右的8%的增长速度。

　　当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发表《中国宏观分析与预测报告》表示，虽然世界经济危机并未改变中国高速增长的趋势，但经济增长将出现总体缓慢下降的趋势，预计2008~2012年的中国经济平均增速仍可维持9.0%左右，到2013~2022年小幅回落至8.2~8.8%，2023~2032年则下降到7.3~7.6%，总体上依然具有高速经济增长的态势，但将步入一个较长时期的“次高速增长时期”。

　　传统经济支撑点开始总量衰退

　　报告认为，驱使过去30年经济呈现高增长的因素虽然很多，但主要都可以归结在“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人口红利、高储蓄高投资”这五大因素之上。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新型的全球分工格局出现、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城市化进程度过加速期，和重化工阶段的已经完成，这五大传统支撑点都开始步入了边际效用递减或总量衰退的变异阶段——计划向市场体制转轨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减弱；国际贸易的加速增长被贸易平稳增长取代；人口红利度过拐点，开始出现人口负担的反向效应；城市化产生的增长冲击力则加速回落；工业投资虽然将继续发展，但整体带动效应却远不如前。

　　去年受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出口这驾经济马车遭遇“滑铁卢”，此时投资在政府刺激方案的带动下快速膨胀，有效弥补了外需的不足。上半年数据显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7.6%。

　　但是，投资这驾动力最为强劲的马车正面临逐渐减弱的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说：“中国政府对于投资的拉动是不是还能够保持目前这样的力度，或者这样的力度能不能按照预期的目标那样顺利地实现，我们还是要打问号的。”

　　目前，政府和学界基本认同中国和全球经济已度过了最困难时期，这一判断超出了危机之初的预期，以至于去年底政府推出的1.18万亿中央投资是按照分年下发，逐年加大的模式来安排的。高培勇表示，在目前全球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的背景下，明年的投资规模是不是还能继续加大，将有待观察。财政收支本身的压力也可能导致政府缩减投资规模。

　　此外，投资的扩张不仅加剧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失调等问题，还阻碍了科技进步。报告表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首七年，中国的资本增长率提高了约4个百分点，达到了14.16%，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约12个百分点，达到了66%，但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却降低了约七个百分点。

　　对于出口的分析也同样不乐观。一方面外需仍然疲弱，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升以及汇率升值都在削弱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而贸易环境却难有改善。依据WTO秘书处数据，去年中国遭遇的反倾销调查占全球总数的35%，反补贴调查则更高达71%，并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近来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轮胎“特保案”就昭示在全球贸易环境还未明显改善时，中国将持续面临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的困境。

　　另外，中国政府自己所能掌握的促进外需的法宝——出口退税，也难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高培勇说，去年到今年出口退税率已经连续提升了七次之多，目的就在于支撑出口需求，但目前障碍越来越多。其一是政府财力的支撑，“去年一年整个的规模就高达6,000亿，今年能不能突破7,000亿就是一个问号”。其二由于税制结构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导致以流转税为主的中国出口企业在获得出口退税时，相比其它国家可获得更多的优惠，就这使得中国出口退税率的每一次提高都会引发振动。

　　增长模式呈现“路径依赖”

　　不过，虽然传统的五大经济动力源泉有所衰竭，从结构优化的角度讲，人们期待更完善模式的出现，但报告指出，事实上，转变并没有预期中的快，而且也不适于猛烈地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说，目前进行的结构调整还是过去传统增长模式的惯性基础上的适度调整。人们所希望的传统经济增长因素的退出和新的良好模式出现的转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突发的转轨。在这一渐进的转轨过程中，中国将由前期的高速增长，历经一个较长时期进入“次高速增长期”。未来的“次高速经济增长”的结构处于良性调整的过程中，但调整的速度较慢，传统增长模式仍有可取之处，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并非到对立面就可以直接找到答案。

　　以促进内需，提高消费比率的惯常目标为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说：“不要把中国以前保持高增长的因素全部否定掉”，“事实上，中国的高储蓄率为过去30年的经济高增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后，储蓄率会不会降下来？他坦言：“我认为，要人为地去调整，将是非常难的。”虽然可以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措施提高消费率，但是人为的努力效力有限，事实证明，中国早在“十五规划”时就提出过消费率达到50%的目标，但至今没有实现。

　　报告表示，人们原来所想象的“内需驱动模式替代外需驱动增长模式”、“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替代投资主导增长模式”、“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增长模式替代资源密集增长模式”、“服务化驱动增长模式替代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化驱动模式”的转变并非原来想象得那么迅猛。以往许多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认识，也存在着以发达国家经验对中国经济模式过分否定，先验设定许多“后现代”标准的问题，以至于过分忽视一种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前提条件，而进行“非此即彼”的机械调整，从而忽略转轨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以及短期与长期、转型与稳定之间的平衡。

　　以“平衡术”把握调整节奏

　　因此，报告提出，经济转型不能一下完成，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依然具有首要性和战略性，需要在漫长的“次高速增长时期”，注重转型调整的同时，防止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运作，保持调整力度的动态平衡。

　　报告提出，首先要保持“三驾马车”之间的平衡。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并不是等于简单降低净出口的规模，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也不是等于单纯地压制投资的规模。毛振华说，必须贯彻政策的延续性，不能把旧的东西一下拿掉，新的东西又没培养起来，导致自毁其路。

　　此外，在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中，重视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之间的平衡，城市化带来的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是以全社会的社会改革为前提的，城市化速度如果过快于社会改革的速度，不仅会让城市化成本急剧增长，更重要的是他很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结构崩溃的导火索，是高速经济增长失去稳定的社会环境。“城市化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毛振华表示，城市化的核心是农民进城，但这关系到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的两大社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