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三十年前)，经典的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就以一般物价持续地上涨来定义通货膨胀。尽管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以及奥地利学派把通胀解释为纯粹的货币现象，但对于它的最终表现形式———物价的持续上涨并未有太多异议。

　　最近二十年，我们看到，当越来越多的货币被指数级发展的金融虚拟所吸附时，当越来越多货币流向中国这样的低要素国家形成产能时，你会发现货币对于实体经济价格影响似乎越来越弱，时滞也越来越长。格林斯潘很精明地发现了此，所以能把货币的功效发挥至极致，甚至一度要改写传统的经典。但是，资产泡沫延续时间越长，其破裂后对经济金融体系的损坏越大，正如18年前的日本和今天的美国。

　　鉴于此，人们逐渐认识到资产价格对于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于是有了所谓物价通胀和资产通胀的划分。理论随着现实而不断地发展和修正。最新版的萨氏经济学(第18版)，你会发现西方经济学界开始悄然回归通货的本源(即便是新古典)，通胀被统一解释为货币的实际购买力的下降。

　　无论物价通胀还是资产通胀，皆如此。投资者前一段15倍PE(利润收益率)买股，现在需要花20倍PE买，同一个东西货币购买力下降了。当然你可以讲投资者的风险忍耐程度提高了，那为什么提高呢？因为钞票印得太多，现金存款不再有安全感，于是风险资产的吸引力才增强。

　　现实中，中国货币真的难以传到物价水平吗？我只能讲中国的货币难以传导至中国的物价指数，但物价指数显然不对等于物价水平。否则统计局不会经常背上“被增长”的骂名。

　　资产泡沫应该与服务性价格关联性极高，而这个却非现行CPI构成的主体，奈何。统计局说教育、医疗、住房的三大服务性价格的成分权重的确定皆来自于城调队精细抽样调查的结果。成熟经济中这样的方法无可厚非，但是一个社保医保覆盖率九成以上的经济体与社保医保还处于初级阶段的经济体，能如此简单对接吗？

　　教育和医疗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许多贫困家庭无力负担孩子上学，有病不敢求医，现行调查的权重就未必反映中国家庭的真实需求结构。统计调查显示，他们教育和医疗支出比重不大，但这不是因为没有需求，而是无力消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教育和医疗价格的“通货膨胀”实际是无穷大。

　　住房价格的飙涨却无法在当下的物价指数中反映，这是统计局最饱受诟病的一点。尽管按照发达国家的国际惯例，购房为投资行为而非消费行为的界定，不应计入消费物价指数。

　　但是统计部门不要忘记，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隐含前提就是，在成熟经济中，购房与租房的比例已经趋于相对比较稳定，房价与租赁价格偏离不会太大，实际上房价是以“虚拟租金”的形式在CPI中加以体现的，CPI度量购买力的误差较小。

　　而中国房地产商品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加之众多体制缺陷，老百姓各种购房需求远大于其他国家，货币超发所导致的通胀恐慌逼着房屋完全脱离消费属性，而沦为跟黄金一样的天然保值品，黄金没有使用价值，而中国房价就可以不必再看租金回报率。

　　我们完全对等成熟市场的规制，因为住房是长期消费品或具有消费和投资两重性而将其价格排斥在CPI之外，如此物价指数某种程度上岂不成为了掩盖泡沫的工具。

　　至于权重高达34%的食品，货币因素也可以影响到农业生产成本，如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直接拉高务农的机会成本，境外的货币因素所造成的输入性通胀推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等，但由于农产品基本处于国内封闭运行，政府对于供求还是强力可控，这个过程只可能缓慢而疲弱。所以坊间戏称中国的物价指数应该改成China pig index，季节性起舞。

　　9月的CPI和PPI高达-0.8%和-7%(我预测)，中国物价指数归零的速度恐怕又要低于预期。尽管当前信贷爆棚、资产价格飞涨，若以CPI变化趋势来揣测当局明年是否会加息，恐怕都是很难。如果没有大的外部冲击(如美金的突然崩跌)，我们预测中国明年的月度CPI将呈现典型的所谓“前高后低”的季节性规律，一季度左右冲顶后，会出现自然回落，若如此趋势，货币当局还能挺起加息的腰杆子吗？

　　中国的通胀指标CPI构成明显存在缺陷，已导致管理层多次错失出台调控政策的良机。经济学理论早已指出并证明，货币政策制订者稳定价格水平的努力应该针对更广泛意义上的对象，除了商品与服务，还应该包括如股票、债券，以及房地产等等价格波动。实践中，近年来西方国家房地产价格与CPI物价指数的偏离令决策者和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资产价格的走势。

　　我们希望，为更好地维护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平稳持续发展，金融调控有必要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物价稳定，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更好衡量物价总体水平的方式、方法。考虑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相对稳定，且与经济周期变化相吻合，应该探讨将房地产价格变动纳入整体物价指数中。

　　(刘煜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