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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诗人”郑小琼:把实情写进议案，写入文学

2010年08月12日 09:19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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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小琼的东莞把实情写进议案，写入文学

　　2008年底，“打工诗人”郑小琼失业了。正好，广东省有一个培训农民工作家的计划，曾获得2007年人民文学奖的她得以来到广州。半年之后，她留在广州担任编辑。但她在东莞仍租有房子。每周五下班后，她都会回到东莞度周末。

　　从2001年3月离开家乡四川南充算起，郑小琼已经在东莞住了十年。这十年，是郑小琼亲身体会、了解和记录外来打工者际遇的十年。

　　东莞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全市总面积2465平方公里。2009年末，全市户籍人口178.73万人，2010年，在中国城市经济规模前十名的榜单中，东莞排名第九位。

　　郑小琼打工诗人。1980年生，2001年来东莞打工并写诗，有多篇诗歌散文发表于《诗刊》《天涯》等报刊，作品多次入选年度最佳等选本。获得过“人民文学奖”、庄重文学奖等多项大奖，曾与韩寒、邢荣勤、春树等一同入选“中国80后作家实力榜”。

　　最初，是抗拒和害怕

　　2001年3月，我20岁，揣着中专卫校毕业证，来到东莞，寻找打工赚钱的机会，一方面满怀希望，想尽快还上家里供我读书欠下的债务，也想让父母家人过得更好些；另一方面，想着青春只能和着汗水将在未知的工厂挥洒，心里也有忧伤。

　　但是，我没想到，东莞，最初给我的感受是抗拒，是害怕。

　　租下一个月租金为150元的三平方米的简易铁皮屋之后，我开始沿着公路走着去找招工的工厂。

　　找工时最害怕的是碰到治安队查暂住证。那时收容遣送制度没有废除，查暂住证查得非常厉害。刚到东莞的人，被治安队员盘查甚至于打骂是常见的现象。

　　为了避免睡觉时被查暂住证，刚到东莞住在铁皮屋的22天里，每个晚上，我都会让邻居帮我从外面锁好铁皮屋的房门。当治安队员半夜来敲门查证的时候，死也不敢出半点声音。

　　那时候找工的人多，招工的厂少，厂门口贴出招工启事后，门口会排好几百人等着面试。如果工厂说九点半面试，一般到了八点左右，门口就站满了人。

　　但很多时候，工厂如果有熟人，那些被熟人介绍的人就会被招聘，没熟人在外面排多久队都没用。那时手机还不普及，招工信息并不灵通，有老乡招工隔得太远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刚来东莞找工的人只好如无头苍蝇般乱撞。

　　招工少，加上对治安队员的恐惧，打工者那时候找工都有些饥不择食的感觉，有地方要人就赶紧去。

　　欠的债比工资多

　　来东莞十个月，我找了差不多十几个工厂，做得最长就是一个月，有时几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找工作。上了几个班，只领了不到一千多块工资，因为找工作倒欠了十来个老乡共二千多块钱。

　　那时，骗钱骗人的黑工厂也多。我记得自己曾进过莞樟路上的一个纯粹骗钱的黑工厂。这个工厂，什么工种都招，招工程序也和正规工厂差不多，但是一上来就收各种名目的钱：报名费、工衣费、伙食费。

　　交了差不多四百块钱后去上班。结果上班的所谓车间就是租的一个套间，而工人做的产品没有一个被认为合格，天天被骂并被威胁损坏了原料要赔偿。吓得工人只有跑路。

　　后来，一个老乡说我是正规的中专毕业生，通过职介所找工比较容易，我也交过两百块给一职介所，希望职介所能帮忙介绍工作。职介所给我介绍过一次，也是一上来就要交好几百块钱的。听人说，在当时，有不少职介所与一些黑工厂勾结在一起，专门骗外来求职者。

　　我的一个老乡进过另外一种黑工厂。工厂有厂房，有门卫，从外表看上去跟正规工厂一样。但在这里把员工的身份证扣押着，天天上十五个小时班,有时更长,关在工厂里，不能外出，也绝对不放工人的行李出门，工人即使跑出去也无法找工作。

　　2002年初，我进了东坑的五金厂，也多亏当时厂里的保安是四川人，我和他套了半天近乎之后，他放我进去面试。我在这个工厂做了四五年，一直到2006年才离开。我很多诗歌和文学创作都是围绕这个工厂写的。

　　记忆中除了累没有别的

　　那时每天早上六点四十五分，我就要到车间，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除去中午半个小时和下午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其他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流水线上重复做同一个动作。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都是严格限制的。

　　现在回忆起来，除了累，那种好像从没有睡过觉的累，没有别的感受。关于工人过劳猝死的传闻时时传来，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厂里都在传附近其他厂有夜班工人，加了一夜班之后，第二天早上一头栽下，倒地而死。这样悲惨的事情发生，工人都不敢公开讨论。

　　极度劳累而劳动保护又基本没有，工伤就很难避免。断指，工伤，这些原本很不正常的事情，因为发生得很频繁，工人们都麻木了，碰到了，顶多说自己命不好，自认倒霉之外，很少有其他行动。也不会引起其他人太多的同情。

　　我当时所在的一百多人的五金厂，一个或者两个月就会遇到一到两宗断指，有轻有重。除了断指，还有不少工人的手指畸形。我自己其实也遇到过，算是走运，只是被打掉一个指甲盖。这块被打掉的指甲盖和当时在工厂工作的经历给我很大触动，我把这段经历写进了散文《铁》中，后来这个作品获得了2007年的人民文学奖。

　　这样高风险的劳累换来的也只是温饱水平的收入。我一开始月工资大约有五百多元钱，一年后是六百多元，这在当时算是中下水平。那时的大部分工厂是六七百块一个月，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休两天。稍好一些的电子厂，可以拿到800元月薪。我还想存点钱，就非常节省，一个月只用五六十块钱，

　　因为太累，尽管依然有查暂住证的危险，2003年之前，我们的流水线一发工资就会有七八个自动离职了。工厂那时都会押工人两个月的工资作为押金。即便是这样，还是会有很多工人放弃两个月工资,离开了工厂。我留意到，一般说来，一个工人如果在一个工厂做了超过八个月，就算是非常稳定的员工了。但一个工厂一年算下来，流失率基本有百分之八十左右，工人的流动性非常大。

　　一切在慢慢地变化

　　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一切似乎都在悄悄变化：治安队员很少在大街上盘查暂住证了；越来越多的人有手机，招工的信息也流通起来了，工作不像我刚来时那么难找了。

　　2001年的时候，工厂都只是偶然贴一个招工启事，我所在的工厂招工时间基本上是星期二早上九点半和星期四下午三点。只有在这两个时间，人事部门才会招工。但到了2004年，工厂基本上是天天招工，随时有人去应聘，保安就随时打电话叫人事部门的人去面试。到2006年，工厂的老员工介绍一个新员工进工厂做满一个月，还会被奖励一百块钱。

　　城市里的异乡人

　　2006年之后，招工难成为一种现象。工厂也只得改变策略，开始改善招工条件，提高薪资来吸引工人入厂。2006年7月，我弟弟来到东莞，第二天就找到工作进了工厂上班，一天工作11小时，一个月的工资是1700多，和我刚来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2006年开始，已经基本上看不到有收押金和工衣费的工厂了，工厂也不再扣押工人的身份证、毕业证等证件，甚至，稍微好一点的工厂也开始给员工买社保。其实在2002年，我所在的工厂就开始给员工买社保，一开始只是管理人员和少数几个做了五六年的老员工，到了2006年占80%的人都买了，基本上只要过了试用期，厂里都会给买社保。工厂的休息时间也开始保证一个月有两天，有时候还会更多些。

　　也是从2003年开始，我也逐渐开始有时间和心思提升自己，还清找工作时借的老乡的钱之后，我花了六百多块钱去学电脑打字、制报表等操作技能。我一般是利用工厂中午的一个半小时休息时间去电脑培训点学习。

　　其实不少打工者——尤其是那些文化基础好的文员和低层管理者，都会努力地去主动提升自己。比如，我所在的东坑工业区有几个日资厂，那些工厂就有不少工人去接受日语培训。我参加的电脑培训班招生情况也非常好，如果一个工厂有几个人去学习和培训，就会带领一些人都出来学习和提高自己。

　　2005年东莞将最低工资由以前的450块调到574块，2006年又将最低工资由574块调到690块，2008年调到了770块，从劳动部门对最低工资执行与检查来看，越来越紧了。2003年之前基本处于放任的状态，但是后来检查次数有所增多。

　　2003年到2006年的东莞，给我的感受是，这里在慢慢地变好，我开始渐渐不再那么怨恨这里的一切，我在2004年写的一篇名为《东莞的味道》的散文，这个城市对于打工者而言，还是有一些积极上进的味道。

　　关爱自己延及他人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个有关东莞女工的调查。之所以做这个，缘于一个好朋友的遭遇。她跟另一个工厂的男孩谈恋爱，怀孕了，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去的那种小诊所，效果不好，后来再去大医院做了一次手术，得了妇科病。

　　在此之前，我知道，有些女工做人流手术,工厂不给请假,请假也最多两天,也知道有女工去做人流手术导致终身不孕,这些问题切实地困扰到女工的恋爱和婚姻，我在流水线上做过，对于流水线上的女工，来月经对她们意味着折磨，即使是月经不调也无假可请。

　　而这些，普通女工通常也不愿意说，认为是一种羞耻。我自己呆过的一个工厂，每天只允许上两次厕所，每次只能是五分钟。作为一个女工,如果面对男性管理者时更难启齿，只能自己扛着。很多时候，我们太无能为力了，根本不能改变什么，但是作为一个女性,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知道的表达出来。我选择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尽可能多地收集个体样本，对她们的工作和婚恋生活状况进行调查。

　　当了人大代表，就会经常被安排去参观，而我去参观的基本是选出来的一些很正规的工厂，很多方面做得的确还不错，但是，我自己做的工厂绝大多数是中小型的工厂，这些工厂通常是被忽略的，但我更关心的是这些工厂的工友们。

　　中小企业的打工者的状况，才是东莞打工者的最普遍、最真实的生存状态。我会把这些写进自己的人大代表议案和建议里，也会写进文学作品。

　　2006年之后，东莞很明显已经出现了招工难的状况，这和我当初来东莞找工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如此，作为外来打工者，我们处境的艰难并没有多少改变。

　　就拿工作时间来讲，《劳动法》有明确规定，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而实际上，绝大部分工厂每个月加班超过八十个小时，有的超过上百小时。这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在东莞打工这么多年，远离的老家已经是回不去的故乡，但在东莞，我们的收入显然也买不起房子，我的户口不在这儿，如果我结婚，我的孩子只能回到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就读，远离父母，成为留守孩童。城市是我们呆不下的异乡，我们永远是城市的异乡人。

　　有人多次说我的写作太灰暗，太尖锐，只是停在愤怒的表面，是的，我只是想说，这些是我的真实感受。我不知道什么叫光明或阴暗，我只看见事实。我的诗歌灰，因为我的世界是灰的。

　　《劳动合同法》、《工会法》等都是很完备的法律，只要遵守就行了，但遵守情况如何呢？我在东莞十年，打工八年多，工厂的工会除了门口的一块牌子，我和工友们基本不知道他们是谁，干过什么，我们和他们从来没打过交道；打工者遇到的经济、情感、心理等实际困难，只能默默承受……

　　我也经常会问自己和工友，外面打工生活这样的不好,为什么还要出来。最终得出的答案是，尽管这边有着血汗的工厂，有着种种的不幸,有法治以外的诸多黑洞，我们依然选择出来，因为这背后有生活更为艰难的广大的中国内陆农村。

　　2008年我开始担任广东省人大代表，是作为农民工代表，我想为工友们做一些事情。在今年初的广东省两会上，我提了一个建议，希望成立农民工基层组织，让农民工选出自己需要的基层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2008年，我离开了工厂。一开始我并不打算离开，因为反映打工者的《南方系列》还没写完，我觉得自己要继续保持“在现场”，才能真正记录好打工者的生存状态。但是失业没法选择，正好又有那样一个培训学习的机会，我就去了广州。现在，我反而有些庆幸自己在这工作，如果我还在工厂，我能想象，自己会像另外一个农民工人大代表一样被安排做很多并不想做的事情。

　　特约撰稿邓艳玲

　　- 郑小琼最新诗歌选摘

　　返乡之歌

　　题记：对于时代，我们批评太多，承担太少　

　　在焦黄的时辰中复活的黄昏

　　没燃烧尽的时刻，收割后的平原

　　大地留下来的辽阔跟沉思的夕阳，有风

　　吹起丰腴的回忆，长久摇曳的

　　神圣的童年——照彻大地的光线

　　坚持古老的……有风吹送它

　　纯粹而自然的光泽，它，一定在遥远的

　　时空中闪烁，为清苦的村庄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