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的名作家：麦家称不该和“80后”对立

　　速写一张与名家名作相逢的时间表

　　书展，宛如一次次短暂的“相遇”

　　上海书展进程过半，在记者全程的跟踪报道中，印象里的一些事情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往届书展，记者总能在每天闭馆后收到组委会的统计数字，那些“入场人数”、“销售码洋”、“畅销榜”把书展塑造成“一个时尚符号”和“超级图书大卖场”。然而，就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样，读书可以是巴别塔尖上一小拨人的爱好，当然也可以是塔基上大多数人的选择。

　　昆德拉说过：“美丽，宛如一次短暂的相遇。”淡化了“数字导向”的书展，便有机会成为了一次次“相遇”的场合。昨天下午，这位生于捷克、后来学会用法语写作的人，在阔别文坛4年后交出了新作《相遇》。在书中，他回忆了与弗朗西斯·培根、富恩特斯、勋伯格、阿纳托尔·法朗士等人的“相遇”，这既是美学的“相遇”，也是几个时代的“相遇”，更是作者与其旧主题和旧爱的“相遇”。更意味深长的是，他那部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名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本次书展推出了其累计销售100万册的特别纪念版。而昆德拉作品内地译者许钧和宝岛台湾译者尉迟秀携手，与在场所有昆德拉迷的谈笑风生，见证了文学最美好的“相遇”。

　　当然，还有一种“相遇”更奇妙。村上春树的《1Q84》，是以女主角青豆坐在出租车上聆听捷克作曲家雅纳切克的《小交响曲》开始的，而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和《相遇》中，也不约而同地提起了这位大器晚成的捷克作曲家。谁能预料那些写书的人和书里的人正在或将要以一种怎样的方式“相遇”呢？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文字和思想中，一切“相遇”都有可能。

　　麦家VS郭敬明：我们之间不该是对立的

　　谁也没想到，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风语》的签售会，竟然出现了郭敬明的身影。因为小四的到场而人气爆棚，让麦家多少有些错愕。到底姜还是老的辣，对此麦家迅速平复了心态，以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把言谈导向了有利于他的方向，把原本的捧场会演绎成了两代作家的一次精彩对话。

　　麦家直率地说：“熟悉文学界的人都知道传统作家和‘80后’这一批作家，一直处在一个对立状态，互相冷漠、仇视、老死不相往来。就像两个平行的铁轨，永远不会交流、永远冰冷。我觉得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文学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面前已经很孤独。为什么两代作家不能互相温暖、互相指点一下呢？我一直在想，中国同一代作家之间的关系，包括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都过分甜蜜了，缺少互相之间善意的挑刺和批评。所以我愿意开这个头，愿意让郭敬明站在一个‘80后’的角度，谈谈他们眼中对我们感到遗憾的地方。”

　　“我从情感上一点不排斥‘80后’，但‘80后’作家真是很奇特的一群人。”麦家说，“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闪亮登场。这种光芒，把我们传统作家都遮蔽了。但我坦诚地说，也不要太迷恋光芒，也许这种光芒是虚幻的。”随后，他坦率地指出：“我看‘80后’的写作，是情多了、事少了。还有就是‘小我’过分大了，‘国家’过分小了。‘80后’文学里，基本没有一个国家的概念，都是谈谈情说说爱。其实，你们转眼也就30岁了！”

　　而郭敬明对麦家一席话的回应，立即让人觉察到他也许早已练就了对人情世故“刀枪不入”的本事。他上来就高调地表示：“很喜欢麦家老师的作品，《解密》、《风声》、《风语》我都看过。读了上一代作家的作品，就看得出差距，能感觉到他们的阅历、文字都比我强很多。”说完好话，郭敬明话锋一转马上不客气地指出：“如果说我真的有不满的地方或者感到遗憾的地方，就是上一代作家中的一部分对年轻人不那么宽容。不能因为觉得一个人17岁的作品幼稚，就拒绝看他27岁的作品。我们需要交流的并不是‘80后’建立起来的作品，而是上一辈人建立起来的壁垒。”

　　郭敬明说，自己现在也做杂志，对这方面很有感触。给他投稿的很多都是“90后”甚至“00后”，他会告诉他们哪些地方写得不好，但不会因为他们写得没我好，就不再看他们的作品。小四甚至没忘记“提醒”前辈：“我曾说过，今天如果没有郭敬明，中国年轻一代中的很多人是不看书的。他们有这个时间、有这个钱就去玩游戏了。我起的作用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阅读这种生活方式。”

　　对于麦家提出的“小我”过分大了，“国家”过分小了的批评，郭敬明显然是听进去了。昨天晚上，在出席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爵迹》上海首发式活动开始前，郭敬明带领他的团队旗下10个作者向甘肃舟曲遇难的同胞默哀一分钟，在场“粉丝”纷纷响应。同时，他向出版方提出，要将团队现场签售的所得捐献给灾区，另外他还打算捐出“最小说”最近三个月的基金。

　　朱天文VS孙甘露：作家能讲的话都在作品里

　　台湾女作家朱天文在内地文艺青年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首次来上海书展，消息一经传出，就令“粉丝”闻风而动。今年，朱天文作品集《传说》、《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在上海出版。在书展上，朱天文更是最忙的一位嘉宾，2天内她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安排了4场不同样式的活动。

　　天文小姐此次时隔20年来上海，没想到会看到那么多喜爱她的读者。有人开玩笑说这叫“天降甘露”。之所以有那么一个特殊的形容，是因为8月13日晚上在同乐坊，她被安排和上海作家孙甘露对谈“电影·城市·文学”。

　　两位气质有些相似的作家坐到一起的心情却是天差地别。朱天文完全不习惯这种众星捧月的场面，觉得“非常奇怪，也非常陌生，像是摇滚巨星的聚会”。

　　朱天文说：“其实在国外有一个传统，作家面对公众，往往只是朗诵自己的作品。这个传统的意味在于，其实作家能讲的话，都在他们的作品里头了。可我们为什么常常会觉得，作家可以对所有他们知道的事情发言呢？”

　　而见惯了大场面的孙甘露果然有绅士风度。听了天文小姐的一席话，他马上表示了赞同和无上的喜爱。

　　孙甘露说：“如果让作家来解释自己的写作，是非常无趣的事。我跟大家一样，热爱朱天文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她前面不需要加任何修饰词，电影也好，城市也好，文学也好，两岸三地，这个名字都是传奇式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坐在这里呢？就好像以前钱锺书说吃一个鸡蛋，为什么还要去看下蛋的母鸡呢？但我觉得在传播这么发达的一个时代，读者有这种心理是有理由的。当然这种心理是针对我们心中仰慕的、崇敬的、曾影响了我们的作家的，我们想知道得更多，这个愿望其实从读者的心理来讲也是一种美丽的‘相遇’。”

　　说到朱天文，当然不能绕过侯孝贤及其电影。现场有读者问朱天文对侯孝贤和他的电影究竟是怎样一种情愫。朱天文说：“侯孝贤如同费德勒，你想要陪他打球，也要跟他在一个等量级上。所以我觉得我的一个贡献，是在长期讨论中跟他一起挥拍的对手；而第二个贡献是，这么多年我不断地扔很多跟电影工作无关的书给他看，好多电影就是我扔书给他看后产生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的贡献，并不是作为编剧本身。”

　　陈村VS周克希：每个人都该读几页普鲁斯特

　　13日上午，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的译者周克希和作家陈村的对话——《逝去的时光是幸福的时光》在上海图书馆举行，全场座无虚席，连临时加座也坐满了热心听众。继6年前以一己之力译完《追寻逝去的时光》(7卷本)首卷《去斯万家那边》后，周克希又于日前译出了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其数年如一日字斟句酌的翻译精神令人钦佩。陈村认为，在如今这个离开普鲁斯特很远的时代读普鲁斯特，很少有人能够读完，但是无论是谁，读100页或者50页甚至几页普鲁斯特都会受益匪浅，“它能使人放缓心情，从而更从容地去面对生活中的精致，每一个人都能在普鲁斯特的文字中读到久违的怦然心动。”

　　周克希说：“幸福的岁月是逝去的岁月，《追寻逝去的时光》是普鲁斯特在生命的最后15年即常人难以想象的境况中写成的，他却在这部作品中倾注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成分。”而逝去的时光却不一定是幸福的时光，怀着与普鲁斯特一样强大的内心，周克希花了4年翻译第二卷本，付出了最大程度的严谨，有时为琢磨一个词就会推倒之前译好的一大堆文字。有人把翻译7卷本的《追寻逝去的时光》称为“与时间拔河”。周克希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来表达自己对普鲁斯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已经超越了一个翻译家翻译这部巨著所能换回的有限版税。

　　首席记者 陈熙涵 实习生 潘懿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