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正视物质潮流中的心灵之惑

　　“李一事件”激起了一场关于精神与心灵的讨论。实际上，从浅薄的“精神疗法”，到虚妄的占卜算命；从千奇百怪的“养生术”，到层出不穷的“厚黑学”，莫不折射出一些人在精神生活上的迷失：从个人角度看，这是消费主义裹挟之下，一些人对于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迷茫；从社会角度看，这是物质主义潮流之中共同价值和心灵教育面临的挑战。

　　在个人生活中，应该如何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寻回心灵“丢失的一角”？在社会转型期，应该怎样强化精神的维度，重绘心灵的和谐图景？本期“时事观察”，专访文化学者吴祚来，探讨社会精神建设问题。

　　精神维度缺失，社会难免为物质利益侵蚀

　　在不少人那里，利益成为考量和评价事物的标准，精神、道德等，都被纳入利益的衡量体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吴祚来：中国曾经历过一段“一切皆精神”的特殊时期。物极必反，物质匮乏引起的“习惯性饥渴”又造成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种追求一旦过度，就使物质绩效成为评判一切的标准。从经济实体到一些地方政府，追逐利益成为一种竞技游戏。

　　对物质的过分崇拜，必然弱化国人精神维度。社会的管理，总有漏洞。而每个人的良知、良心，可以内在约束其社会行为，不致逾越道德底线。然而，一些无序开发与食品安全事件，显示了一些人这种内在良知、或说是精神维度的缺失。

　　精神信仰的维度，具有绝对性。诚如哲学家康德所言，最令他内心敬畏的，一是头顶上的星空，二是内心的道德律。这样绝对的精神维度缺失了，社会道德必然被物质利益侵蚀。

　　与30多年前相比，物质已极大丰富了，为什么社会上一些人还存有“不安定”、“不信任”的焦虑之感？

　　吴祚来：其实，“发展起来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物质的丰富不能使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相反会推动人们产生更多的需求和渴望。另一方面，中国已进入一个动态的社会，人口大量进入城市，经济与国际接轨。市场化背后，应该有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医疗与最低生活保障等。但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保障的建立和完善尚需过程，底线保障的缺失，使一些人容易萌生“不安定”心理。同时，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也使互信度降低，焦虑感增强。

　　一些地方通过招商引资、拆迁与开发土地获得利益，但对社会公益与文化福利回馈相对较少。医院与教育等公益性的机构，也被卷入经济绩效的漩涡。这使公众产生更大的经济压力，驱使许多人趋向经济化，视利益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淡化或忘却了精神追求。

　　该是倡导“幸福是软道理”的时候了

　　一方面是利益侵蚀精神，一方面是物质保障不够。这二者结合，是不是“怪力乱神”的东西成为一些人精神寄托的原因？

　　吴祚来：可以这么说。人有四重需要：生理需要，也就是饮食男女；情感需要，对应文化艺术；精神需要，就是信仰与崇拜；安全与自我实现需要，通过家庭、社会组织与政府获得。任何一种需要如果没有相应的供给，都会有“错乱性填充”。比如，没有美的文化艺术，人们就只能陷入低俗；没有对天地、道德良知的敬畏，怪力乱神就有了活动空间。

　　传统中国社会里，有朴素自然的天地观与道德观，可惜因为各种历史原因，淡出人们视线。当代社会里，同样有符合时代需要的价值观。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逐利的热望远远高过精神道德的需求，传统信仰遗失在时间烟尘里，现代的价值观念又迷失在利益追逐中。这样，迷信与风水就成为某些人的时尚，占卜问卦也成为一些人期望成功的人生导航。

　　现在，在某些地方，经济利益压倒了启蒙，快速发展冲击了人道人本。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幸福是软道理；发展的坚硬，不能伤了幸福的柔软；没有柔软的幸福，坚硬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为何我们要说全面发展、科学发展。现在应该是倡导“幸福是软道理”的时候了。

　　幸福的“软道理”，与精神需求有什么关系？是否越注重精神，越能接近幸福？

　　吴祚来：在精神层次上，第一层次是信仰层次，追求超世价值，对世间的物质利益看轻看淡；第二层次是道德层次，义在利上，追求利益不能伤害正义；第三层次是经济层次，追求利，但要守住法律与道德底线。

　　现在，很多人的心灵，充溢着对物质的迷恋、崇拜与幻想。我们社会要重建道德，需要有物质支撑，但不能永远都停留在物质层面上。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不可能靠物质财富获得尊重，决定品质与持续生命力的，是文化的力量与心灵信仰的力量。

　　精神与物质追求的和谐点在价值追求

　　所谓的“心灵信仰的力量”，应该如何理解？

　　吴祚来：传统中国文化认为，静以养心，俭以养德。安静与平静的状态，对心灵最有益，而一味的物质财富追求，可能离心灵的需要更远。中国社会快速发展了30多年，个人与社会都有必要调整步伐，安静心灵。

　　我们不仅要追求利益，更要追求共同的价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青山是共同的价值；而柴火，则是眼前的利益。当财富与利益发展到一定阶段之时，我们要守护的，是共同的价值，譬如公平公正、民主责任、互助关爱、和平共生、生态保护等等，不能为了一己的利益，而忘却了心灵中最有价值的追求。价值追求是提升社会心灵素质的最佳方式与途径。

　　在追求共同价值的过程中，社会管理者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吴祚来：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是社会生态的二极，人不能靠精神生活，亦不能只有物质生活，如何协调精神与物质追求？和谐点在价值追求层面上。政府不能因倡导公民的精神追求，而忽视百姓的实际利益，只有公益组织与宗教慈善机构可以一味地倡导人们精神奉献；政府亦不能倡导人们追逐利益，或地方政府自身成为利益的追求者，因为只有公司与经营者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经济效益。那么政府应倡导什么追求？

　　政府应倡导的，正是价值追求。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搞好经济建设、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全面和自由的发展，三者不可偏废。只有确立了社会价值体系与价值追求，才能使公民与社会重建信心与责任感。

　　价值体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物之间的内在关系，它介于精神与利益之间，只有确立了共同的价值体系，才能使利益分配公平公正，符合道德与法律意志。当人们看到正义与公正得以实现，那么，阳光就会照进每一个人的心田。

　　【众论】

　　缺少科学精神的文化因子

　　为什么我们习惯于“制造大师”？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我们的文化因子上，确实存在科学精神的缺失，而科学精神的缺失，也就意味着阻止张悟本、李一之流忽悠大众的土壤的缺失。于是，当“大师”用那些只需常识即可识破的低级伎俩来表演时，不少人便应声拜倒了。

　　“大师”的成长中显然有媒体合谋的因素。但等“大师”倒下了,媒体鲜有引导国人进行理性、深刻的反思，而只是又一次给公众搭建了一个狂热地发泄上当受骗情绪的平台。倘若只有狂热的情绪，没有坚定的价值信仰和冷静的反思能力，那么当每个人的精神都如水上浮萍四处晃悠时，明天的生活中依然可能会有新的“大师”被制造出来。有人说得好，道长李一倒了，“偶像”的黄昏其实远远未到。

　　——陈方：《为什么人们习惯于“制造大师”》

　　“个体”缺位滋生扭曲价值观

　　在中国人的传统中，缺少一种把人当作“人”的理性思维。长期的“个体”缺位，滋生出一种扭曲的价值观。这就是，有些人既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人，也不把其他人当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人。

　　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是通往现代社会的人性基础。这并非什么艰深奥妙的道理，而是一个日常行为的准则，可于细微处见真章。固然拿这把尺子要求所有人遵照执行并不现实；但要看到，当一个社会普遍缺乏客观、独立精神，乃至于这种人都成了大师、偶像，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也要反思。

　　——魏英杰：《李一不是“神鬼传奇”唯一主角》

　　未曾直面心灵的课题

　　人好像走在路上的一瓶水，既要照顾我们身体的瓶子，又要照顾瓶中一不小心就会洒掉或被吹皱的水——很多中国人活得多累啊，每天挣扎着不让瓶子翻倾，顾不上看一眼自己在水中的倒影。

　　古今中外，一个人该如何直面和处理内心的渴望，向来是一个重要课题。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每一个人，都曾面对这样的课题，即使很多人未有清晰的自觉。这一课题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特殊性在于，这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很少直面这样的课题，从小到大，没有人开诚布公、恳切入微地与我们交流这方面的话题；从学校、媒体、亲人那里，我们都几乎得不到有关这一课题的真诚、真实的知识；几乎没有人认真探讨有关心灵问题的不同的思维框架。

　　——刘县书：《我只看到众生迷惘可怜的心灵》

　　心灵需要理性与常识的填充

　　一个李一出现的地方，足以让这个用科学与知识标榜的社会羞愧难当。李一让我们看到，一种反智以及非理性的东西在今天仍然大行其道。“在你最感兴趣的地方，隐藏着你人生最大的秘密。”这样的秘密需要每一个人自己去体味。但与此同时，它同样成为一个时代的难言之隐。

　　只要人类的心灵还没有被理性以及常识所填充，只要对一些价值及科学仍缺乏真正的信仰，那么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李一，李一们就总能乘虚而入。

　　——杨耕身：《我们的心灵是李一的住所》

　　（摘自《光明日报》、《广州日报》、《青年时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