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吕思勉的贯通与执微

《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严耕望称钱穆、陈垣、陈寅恪与吕思勉为“史学前辈四大家”已广为人知，严氏在其《通贯的断代史家》一文中又称许吕思勉“贯通”的特点亦为人广泛征引，吕氏著述之多、范围之广又为四人之冠，“贯通”二字当为定论已无疑义。而吕氏著述又与当时风气不合，亦是事实。由于机缘遇合，我有幸成为吕氏著作《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吕思勉文集》之一种）的责任编辑，在细读《九种》之时，时时感叹他读得真细。吕氏“执微”的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撰文略加评介，谨表晚辈景仰之情。

　　二陈以治史者的姿态开启新风，而吕思勉以写史者的姿态，“埋头枯守，不求闻达”，完成了一部通史、四部断代史、其他七八种专著及数百篇札记。陈寅恪尝自称“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吕思勉“论学”不用新材料，“论治”在民国之乱世，花大气力阐述“大同思想”（见《大同释义》及《中国政治发展史》），亦诚为“迥异时流”者。

　　《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包括《医籍问津》、《经子解题》、《先秦学术概要》及《中国社会发展史》等九种。其中《经子解题》最为著名，黄永年先生称自己正是在南京书摊上买到一册《经子解题》才走上文史之路的。《经子解题》开端即言“学问之道，贵自得之，欲求自得，必先有悟入处。而悟出之处，恒在单词只义，人所不经意处，此则会心各有不同，父师不能以喻子弟者也”。可看做吕氏“执微”的方法论。至于其效果，兹举一例：

　　《吕氏春秋》有“去尤篇”，四库本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皆作“去尤”，而《经子解题》独作“去尩”（音汪）。初时以为吕先生偶误，从四库本改作“尤”，然终感二字字形差异较大，不像手民之误。后终查得“尤”的本字为“尢”，“尩”的本字为“尢”，二字至为相近。尩为“曲径也”，有偏曲之意。“尤”有责怪之意。读《吕氏春秋》此篇，其意在强调“平察”，平察则需“去偏”，尩字意合。责怪之意则扞格难通。陈奇猷为当代子学巨擘，其人亦意识到“与此处所用之意未合”，然不识字源，释“尤”为“疣”，越释越远。而吕思勉于此“单词只义”处颇能悟入，一字之择，至为精当，令人拍案叫绝，一纠通行本之讹。

　　《九种》当中类似“执微”之处甚多，如《先秦学术概论》第二章荀子“人性恶，其善者伪”一句，释“伪”作“为”。又第三章力辩“刑名”之为“形名”。篇幅所限，兹不多举。总之，吕氏“贯通”之外，“执微”是一显著特点。这种“执微”说白了就是文本细读，即“美国新批评”所言Close-reading，然吕氏“执微”掺和了校勘学与训诂学的元素，上例即是显证。

　　吕先生言：“天下本无截然不同之理；训诂名物，尤为百家所同。”此又是其“贯通”处。读先生“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云，哑然默坐。

　　寅恪先生提倡使用新材料，认为大师巨子不仅在于继承，更在于“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先修所未逮”，然而今天能否“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亦成为一个问题。为文必中英文摘要，煞有介事，其实无物焉。下笔必三数万言不止，心得仅两三句；前人札记之风不行。马茂元生前告赵长云“文成先斩去一半，方是为文之道”，今人不从。相互摘引，不作论证，是否勘以传信，绝不关心，无异剿袭。钱锺书《谈艺录》“道及时贤，仅此二处”之风渐替，自爱自尊自负之气消亡。自知其文资料尚有可补，观点或有可商，然急急刊布，欲猎取声名欤？为办得食，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人不在少。硕博士论文，动辄十数万、数十万，敷衍无精义，自己亦知不可珍，他人更弃之如敝屣，则其势日颓。

　　今日学人做到贯通自难，细读执微又不肯。故吕氏著述风云际会，又被唤醒。当日吕氏拔戟自成一对，颇为孤立，而今日足以矫一时风气、示来者轨则者转是吕氏。义宁陈先生“读史早知今日事”。不知预料得到否？

　　张旭东（作者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