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善变的脸”

　　大众文化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语境里，有不同的称呼，市民文化、市井文化、草根文化甚至民俗文化其实说的都是它。只不过强调了各自的价值取向和思维侧重点。当然，无论在哪个时期，大众文化都是相对于官方正统文化和追求雅致的精英文化而言的。大众文化立身处世的根本在于它先天地秉承了原始的野性野趣，捍卫了民间率性自由的表达方式，呈现出一种随机善变的弹性作风。法无定法，不拘一格，感性鲜活，现学现卖，都是大众文化操持者最本色的生命活力与特征。

　　如果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萌芽早期，大众文化主要还是以散在、潜在和势单力薄的状态吞吞吐吐欲说还休，那么发展到工业和后工业时代，尤其是商品经济的突飞猛进，市场的成熟和媒体的推波助澜，大众文化终于昂起她那骄傲的头颅，开始在艺术和时尚共同怀抱的簇拥下，展示出前所未有的自信、活力和风采。如今的大众文化更是已经形成比较强势的话语系统、传播方式、运作模式、营销途径与审美风格。

　　一般来说，中国当代文艺作品的大众化倾向最早出自港台文化的渗透、嫁接和改造。当人们听够了声嘶力竭的美声唱法和千篇一律的民族唱法，再来听邓丽君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人性的一面在苏醒，一种结了壳的东西被软化和溶解”。这里王朔的听感是对的，大众的自发趣味一旦接触到港台流行音乐的电流就会发生接受和欣赏中的嬗变与冲撞。

　　而在几乎前后脚的时段里，电视剧制作也出现了工业化组织和协同化运作模式。在每一部拥有较高收视率的作品中，传统的精英文化受到了极大限度的制约，个人化的趣味和主张日益搁浅，起码要退守到普通受众所能认同和接受的区域，经受大众审美心理的打磨和淘洗。从《渴望》到《编辑部的故事》，大众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中国当代文艺从主旋律向商业化的过渡。

　　电影的转换要比音乐和电视剧慢了半拍。叫好和叫座本来难以两全，当张艺谋陈凯歌们走过了早期特立独行的艺术片之路，正是在甚嚣尘上的大众文化的席卷和冲击之下，他们开始着手拍《英雄》和《无极》。精英艺术家对大众文化的妥协与同谋，展示了艺术“变为自由买卖物件，市场就成了文化与社会的交汇场所”的不争事实。

　　就此而言，大众文化果真是一张善变的脸，这根源于大众欣赏趣味和爱好的不断变本加厉的更新与转换。尤其是在今日，文字书写的重要性和人们的阅读习惯已经逐渐被图像提供的媒介信息所取代，唯其如此，从根本上说，主要依靠前者扬名的精英文化也才不得不回撤到价值意义的边缘地带。而大众文化倡导的享乐型生活方式与艺术审美终于取得空前的便利和繁荣。

　　半个世纪前，马克斯·韦伯就曾具有先见之明地预测到“时尚的旋转木马总会及时翻新，将它宣扬过的新闻谈资抛却脑后”的媒体革命的可能性。这在电视综艺节目和脱口秀的表演里，已被证明为天经地义。人们不再或者至少懒得再去关注生命中的深度事件和体验，而对即时即兴的快餐式消费津津乐道自觉投入其间。互联网页面的适时刷新，娱乐话题的最快捷的调整，直指人心的感觉方式，比如相亲类速配类节目的走俏，都让大众文化善变的笑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充满前所未有的当下性和可视性，构成人们观赏的奇观。

　　而究其实质，大众文化玩的 “花招”，它尽心竭力追求的目标，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看看周立波是怎么说的——“当下，说真话可能得罪朋友，说假话一定得罪自己。那就让我们一起说说笑话吧。 ”笑话里蕴藏的幽默大概总能替沉闷乏味机械的人生解毒和润滑。

　　“生产快乐”，也许什么时候都会成为大众文化的口实和招牌。

　　当然再怎么活色生香的大众文化也有玩累的时候，尤其是当它推广的节目趋于无聊直至超越了生活常识和艺术认可的底线，游戏的本义也随之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和魅力。为此，“娱乐致死”的说法足以提醒我们大众文化中存在的潜在危机，即对感官享乐的过度开发和占有弄不好也会导致文化本身的单一、浮躁与庸俗。

　　就此来说，在今天，尽管精英文化有点显得被动和式微，但是它的存在和影响，依旧是大众文化的有效制衡。而两者之间的互补融合，则有可能带给我们崭新的体验和视野。就像周立波与国家爱乐乐团的携手合作，第一次给庄重典雅的交响乐送去了轻快的笑声。

　　可见，精神的变化和艺术的弹性都是无穷的。对大众文化来说，那更是它的通衢大道。

　　□刘恩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