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学者的使命

　　在当代消费文化的冲击和占有下，“文学性”的界定问题似乎已经逸出了人们的思维世界，以至相当多的学生已经淡化甚至放弃了对“诗意”的追求。精神生活中“诗性”意识弱化的速度的加剧，使得文学的身份在现实中对学生而言变得日益陌生，而教师也由于文学精神的模糊和被放逐，遭遇到了在课堂上将自己扮演成一个独语者的尴尬。

　　同时，当代社会的技术化和经济全球化走向，将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文学教学者面前：文学如何在技术理性时代保持人文精神内涵？技术理性强调逻辑性和物性，人文精神主张感情和审美。文学在本质上服务于人文精神的改造，文学理应超越技术理性，保持和促进人文精神的发展。但是，在以追求物质工具的进步为终极目标的技术理性的迅猛扩张和冲击之下，文学在唯美主义者那里曾经获得的独立身份日渐显得模糊甚至可疑。当“文学”遭遇“技术”之后，二者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峙局面。在人的异化问题已经成为技术理性时代的人们所切实感受到的生存困境的现实中，如何遏止人性在物欲中的病变，为我们的灵魂寻得一方诗意的栖所，从而达成人和人、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的关系模式，的确应该是建构现代人文精神的目标指向。文学是生成人文精神的重要的载体，然而在技术话语的覆盖面已显绝对优势的文化背景下，“文学性”已经逃逸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限定而弥漫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术等各个领域，文学在诗性层面上的美学品质开始普遍淡化，文学对意义的深度追求似乎已不再是必须的自觉。在现代社会由话语文化形式向形象文化形式的转变中，随着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被摧毁，呈现出众神狂欢局面的消费文化已成社会文化审美的中心，而因之形成的追求闲适的时代浪潮似乎要将文学的教化和审美功能全部淹没。甚至，在没有市场就没有发言权的新式理论的指导下，文学不惜使自己降格至一种撩拨世俗欲望的工具。

　　要使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真正告别那充满幻想和喧嚣的虚假的精神“乐园”，以及焦虑、抑郁、狂暴、无聊等“现代疾症”，在真正的“人”的向度上自我诘问、自我清理，并产生道德痛感和人文激情，就必须对“文学性”和文学的使命作出新的的界定和阐释。

　　文学是以审美为最高本质的语言艺术，作为精神向度的情感及审美评价和作为媒介的语言是两个重要的纬度。“文学性”是从经典文学的人性探寻和审美创造意义上产生的，对真诚的、善的人性之爱的传达，对人类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对人的自觉的呼唤与追求，是最本真的“文学性”。体现这一原则的“文学性”是符合现代人文精神的内涵的，甚至是对人文精神内涵的一种诗意的诠释。坚持和捍卫“文学性”的道德使命，在于促成一种健全的生命形态的形成。换言之，现代人在实现物质解放的道路上，也应该将发现美、结识美、欣赏美、为美动情，作为自我实现、自我拯救的重要途径。

　　文学教师是人文精神的呼唤者，是理性主义的捍卫者。但是，这种人格取向却与当下的文化氛围之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而这，也许正是我们司空见惯了的一种悖论模式：主体的人文理想越炙烈，其存在的方式也就越危险，对以消遣和娱乐为文化消费倾向的大众就越有一种“侵略性”。文学教师的职业使命使得他与世俗化的现实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他所挥动着的那面人文精神的旗帜也许只能停留于他的课堂语言和精神向往之中。这种挑战，是西西弗斯式的坚持。然而，像西西弗斯一样，即使肩负的是无望的命运，也比服从绝望的宣判要崇高得多。

　　当然，在世俗化的潮流中，文学教师不能只是单纯地拒绝、抵抗现实，而应冷静地予以理性的批评。不应该对现实只是愤愤不平和痛心疾首，而是应该挥起批判之剑，在自己能够有所作为的范畴内，尤其是在课堂教学中，以知识者的风范坦然处之，既能揭示出现代社会的多种疾患，又体现出自己真诚的、善的人性之爱。

　　文学教师也许无力阻止强大的世俗化的潮流，在浮躁和充满喧嚣的当下文化生活中，其对人文精神的呼唤也许是微弱的，但是，一个真正有着信仰的文学教师，应该是合乎理想和人性的生命形态与生存秩序的毫不倦怠的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