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剧作难模仿

　　曹禺的戏剧能够在舞台上存活半个多世纪，足以证明它的不凡之处。我在青年时代，也曾经“反叛”过，不认同曹禺的独特性，认为他的剧作模仿痕迹太重，易卜生的《群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拉辛的《费德尔》、奥尼尔的《琼斯皇》、契诃夫的《三姐妹》……都在曹禺剧作中打下明显烙印。而今，在戏剧界浸淫十余年后，我终于发现，曹禺的戏尽管有着鲜明西方经典戏剧名著痕迹，却洋溢着中国式的情怀，以西方的方式说着中国的人情世故，使中国的话剧呈现出有别于传统戏曲的深刻的反思性。

　　我们知道，中国早期话剧，选择“易卜生主义”，是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却忽视了话剧这个舶来品的艺术本体美。在舞台美学的体现上，中国戏曲已经登峰造极，但传统戏大部分剧目过于娱乐性，显然不合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宜。当时的文化人把话剧引入中国，看重的是它的醒世作用和普世价值。尽管有“爱美剧运动”等数次企图提升话剧审美特性的运动，但均告失败。曹禺的戏无疑在审美性和思想性上结合得最出色。

　　完整的《雷雨》剧本，遵从“三一律”，高难度的“锁闭式”结构，悬念、突转等元素运用自如，一环扣一环，戏剧性无处不在。与《雷雨》不同，《日出》脱离了家庭背景，进入复杂的社会层面，表现了小知识分子在尔虞我诈的资本社会的沉沦。女主角陈白露本是名门才女，成为“高级交际花”后无疑也渴求得到“救赎”，但现实无望，只能自杀。这种寻求“救赎”的心态，是曹禺剧作最为明显的特征。曹禺同时代的剧作家中，夏衍、田汉、宋之的皆擅长写知识分子，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田汉的《秋声赋》、宋之的的《雾重庆》等，都可谓个中翘楚，但现今，这批作品几乎很少搬上舞台，曹禺的《北京人》却屡演不衰。原因何在？我个人以为，曹禺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对中国传统思维最具有批判性的一位编剧，曹禺《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江泰”具有入木三分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征：小有才华，却在家庭中受到来自传统“父权”、强势“妻权”的压制，变得游手好闲、孱弱抑郁……曹禺按照俄罗斯文学“多余人”塑造出带有中国特征的“多余的人”形象，人物具有更多的现实批判性，富有立体感，而不简单是一个平面描画。

　　当下中国剧坛，模仿老舍风格的剧作层出不穷，像过士行的《厕所》、刘恒的《窝头会馆》等，相对而言，曹禺的追随者“寡”，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曹禺剧作难以模仿之处，不仅仅在于高难度的戏剧技巧，更在于他的内心对民族文化的彻底反思，可以说，曹禺是中国现代剧坛鲜有的一位从意识思维上比较全面而自然地接受西方文化，并将西方价值体系作为参照融进自己艺术创作的剧作家，这对于当代中国编剧来说，是很难达到的。乔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