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公器

　　无论是对于春晚、“百家讲坛”和新“红楼”剧集的争议，还是对形形色色收视调查、选秀以及明星代言广告的质疑，媒体每天为我们层出不穷地贡献着的“热闹话题”分明都指向一个圆点：随着视觉产品在人类文化生活比重中的加大，电视正越来越成为大家的一块“心病”。某新闻播音员得了癌症，这与我们有关吗？某记者因为一句出错的提问，被他采访的名人骂了个狗血喷头……这类事在更久远的广播和报纸、杂志年代，充其量不过是饭后一条偶然的谈资。在今天，它们的重要性却开始和大家每天的衣食住行并驾齐驱，且不说还有声势同样浩大的互联网在后面推波助澜。

　　电视在拥有如此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的同时，荧屏上的内容却越来越浅薄、单调和类型化。忘了是在过去的1991还是1992年，总之是在1990年代，我从一份什么报刊上看到介绍国外流行文化的文章，读到类似“电视剧的主要观众是老人和家庭主妇”的描述，当时有些不解：难道像本人这样，参加工作还没几年的“社会新人”，也属于“家庭主妇趣味”？那还是一个没有卡拉OK和影碟机的年代，无论是娱乐的趣味还是方式，大家都没有一个起码的厘清。而这短短的十几年，国人对精神消费的需求与分流，已在对丰富性的盼望层面迅速赶上了国外。可那些电视台和节目制作人，他们对荧屏的审美与分配，又是怎么“定位”的？17：00—18：30档是留给儿童的；18：30—19：30档是留给上班族的；19：30—22：30档留给所有拥有家庭的人士；白天和夜间档，大多留给重播，还有无休无止的电视购物。而笼罩在这貌似“规律”的安排后面，还有另一个类似体贴的声音——“不要忽视广大的农村观众”。

　　这样，矛盾和混乱开始产生了：当妖艳的女特务或第三者在电视屏幕上横陈玉体，频频发出成年人在内地电影银幕上都难得听到的呻吟时，一个刚刚做完作业、还没有入睡的小学生，凑巧在穿过客厅走向卧房的那刻看到了它；当某一届春晚导演对着记者辩解说，晚会的审美更多地照顾到了十来亿农村观众时，他忘了他那些随节目疯狂贴送的广告，有一多半都是卖给城市居民的，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会因为在城市的风行而引发农村消费者的仿效；而当几个穿着老式服装的年轻主持人，面露得色且振振有辞地跟嘉宾谈论国学和传统时，屏幕下方同时出现的字幕，却有可能因一个简单的词没经过严格校对，正遭到观众的嘲笑。

　　电视精英的人文空缺

　　我们看到的节目，到底是面向哪些不同的人群制作的？这一点，无论是在内容还是播放档期的安排上，很少会有制、播方，能拿出一个让观众真正信服的解释。甚至连针对电视节目所做的那些“专业”性评奖，也不能给人以合情合理的解释。就以最近的某电视节举例，最佳剧集和最佳剧集导演奖分别花落两部央视的播出剧集，而没有颁给轰动全国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和《潜伏》！如果不把这种结果读解为：组委会以旌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剧集来标示和睦，并以此彰显自己的“视野宽广”，就只能说评奖者根本不懂电视剧，或是——人家索性就没看入围剧目。

　　对节目内容、收视群体和播出效应缺乏理性的研究与安排，颁奖又掺杂进太多作品以外的考量。自负与无序夹杂到一起，自然便催生出对想象力与创造的麻木。我们现在每周所看到的那些有关动物的纪录片，基本已都是discover风格系列了，再也回不到二十多年前那种美国、日本、德国、西班牙等多国视角与叙事风格并存的时代了。这或许才是《迁徙的鸟》在碟市和影院受到人们如此喜爱的原因。视觉的技术在大踏步前进，世界也依旧丰富多彩，只是代替我们去筛选的那支商业之手、垄断之手，却越发变得苍白与狭隘了。我不认为这只是收看口味的问题，它更多地倒反映出电视业精英们大脑深处人文质素的空缺。

　　电视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公器

　　从业者的人文质素不够，对行业(尤其是涉及人类精神的行业)的总体平衡把握便会出现欠缺。一旦面临趋利的诱惑，就会自动投入到强迫性复制生产和减法式思维的怀抱。表现在电视屏幕上，那就是对广告和收视率无餍足的追求，对成功模式的掠夺式克隆。此起彼落的选秀也好，某个剧集热播后对该类型投资的一窝蜂也好，都是这一现象下的具体表演。当“娱乐化”被一些人奉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许多电视人恐怕忘了，中国的各级电视台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私营商业电视台，它们还担负了这一公器所必须承担的“提高全民素质”的责任。全世界的电视台都会有普及性的人文节目，但我们除了一个“百家讲坛模式”，又贡献出了什么？

　　在许多国家，真正富于创见的一流思想家、文学家、经济学家，是有资格登上电视，对大众阐发自己的见解的。“电视嘉宾”的话语权不仅仅只属于资本和艺人。我们这里呢，类似《艺术人生》这样的栏目，恐怕连影视编剧都很少能出镜，更不要提那些正在活跃的诗人、作家、文艺批评家和其它艺术门类的从业者。当把对“艺术人”的理解矮化为“娱乐人(而且往往还是过气的娱乐人)”，把对“社科启蒙”的理解矮化为“中小学教师式的讲台宣讲”，这反映的恐怕就不是一两个频道、投资方与制作人的人文质素空缺了，它映衬出的是整个行业在精神层面的简陋与懒惰。在这种背景下，一再上演“媒体名人”扮演“专家”、“电视帮闲”冒充“公共知识分子”这类“李代桃僵”的把戏，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按行规操作，迟早是要遭报应的。这报应未必就会由某些电视人中的特殊利益群体来买单。真正付出代价的，是一个越来越轻信和倚赖于媒体鸦片的民族——她，跟她的智力！

　　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