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多元化带来文化想象多元化

　　在有关明星的视听表象背后，不可避免地隐含着特定的文化诉求。不同的电影明星身上，往往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想象，这种文化想象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质。

　　如果说，传统电影史研究主体上可以归结为“电影作为艺术”的艺术/美学表述的话，那么，美国学者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则试图建构一种涵盖了美学电影史、技术电影史、经济电影史、社会电影史在内的复合型电影史研究模式，从而为电影史研究提供了美学、技术、经济、社会的不同维度。在研究电影史的多重维度之中，“电影明星就是电影史的社会维度之一”。电影研究也可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明星研究事实上也构成了电影研究的社会维度之一。

　　明星是一种研究文本

　　作为电影研究基本范式的转型，其“历史转向”一方面表现为对于早期电影历史的研寻与写作，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传统单纯的对于电影的艺术/美学表述向社会史、文化史的转向，亦即“文化转向”。在“历史转向”与“文化转向”的研究背景下，电影明星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场域而受到特别的关注。这种现象同样呈现于海内外对于中国早期电影的研究之中，相关论著有米连姆·布拉图·汉森的《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周慧玲的《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张真的《〈银幕艳史〉——女明星作为中国早期电影文化的现代性体现》、张勉治的《善良、堕落、美丽：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女明星和上海公共话语》、闫凯蕾的《明星和他的时代：民国电影史新探》等。此外，英国学者里昂·汉特的《功夫偶像——从李小龙到〈卧虎藏龙〉》可以看成从电影明星角度研究中国功夫电影的一种尝试。功夫明星作为功夫电影最为主要的视觉载体和文化载体，从李小龙、成龙到李连杰，成为电影明星研究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当我们把电影明星作为研究对象，事实上也意味着将其视为一个文本，这个文本交杂着多种复杂元素：电影明星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各种媒介（比如电视、报刊、网络、广告等）以及各种公共空间（比如电影节和各种秀场）中的明星形象；接受视野（包括观众视野及研究视野）中的明星形象；等等。由此，电影明星形成了一个具有多维度、多层面、多意义的文本结构。也就是说，电影明星是影片文本、媒介文本、接受文本等多种元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电影明星身上往往带有与电影创作本身有关，而又超出创作层面的更为繁复的社会文化内容，是一个意义庞杂的社会文化场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电影明星研究，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和层面来观照、解读和书写电影的艺术史/社会史/文化史。

　　多维度展开明星研究

　　在构成电影的各个元素之中，电影明星与电影意义的生成、电影的生产与消费机制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生产、消费、解读、批评的不同环节，形成了电影明星研究的基本结构。如同电影史研究可以从艺术、技术、经济、社会等不同维度展开，电影明星研究同样可以从多个维度来展开。

　　电影明星是留存于胶片上的最为重要的视觉/听觉元素之一。从明星的身体姿态与动作、服饰打扮到声音造型，电影明星首先被观众感知的，恰是电影作为视觉/听觉相结合的艺术样式所特有的元素。也就是说，对于电影明星这一文本的解读，需要从观众能够直接感知到的视觉/听觉层面入手，诸如面相学之类的知识在此也许可以有它的用武之地。它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有些电影明星有着可以称之为“电影脸”的面容，比如葛丽泰·嘉宝、英格丽·褒曼、伊莎贝尔·阿佳妮、梅丽尔·斯特里普、茱莉亚·比诺什，而有些脸一旦被银幕“放大”，便全然没有光彩，哪怕这些脸在电视屏幕上或者现实生活中或许很有活力。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有些优秀的电视剧演员到了大银幕上全无魅力，甚而成为“票房毒药”。

　　视听表象背后的文化诉求

　　在有关明星的视听表象背后，不可避免地隐含着特定的文化诉求。不同的电影明星身上，往往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想象。以近年来的中国电影为例，这种文化想象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质。

　　巩俐、章子怡、余男、成龙、李连杰、周润发等跨国明星，由于其影片入围各大国际电影节或者进入海外院线，他/她们往往成为西方人“想象中国”的主要路径，而由于进入西方文化视野的中国电影在题材类型上有着一定限制，因此这种“想象中国”不可避免会带有某些符号化、简单化甚至误读的成分；与这种现象相对应的，则是来自美国、韩国、日本的电影明星在中国本土被广泛认知和接受，成为当今中国人全球化想象的主要路径，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对于阿兰·德隆、高仓健以及港台明星的狂热追捧；由魏敏芝、王宝强以及各种选秀活动所制造的“草根明星”（选秀明星如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蒲巴甲等），则提供了关于中国明星和中国电影的底层想象，它在一定程度上映照出中国电影的某种现实，同时也为电影领域的明星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明星多元化带来文化想象多元化

　　文化想象的多元化，是电影明星本身多元化的结果。而电影明星的多元化，又事关“明星制造”的多种路径。

　　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专业院校以及相关艺术团体，亦即通常所说的科班出身，成为“明星制造”的主体；包括“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等在内的电视选秀活动，成为“明星制造”又一种可能的路径；魏敏芝、王宝强等“草根明星”的意外成功，在工业化的“明星制造”这个层面上，尚缺乏可以复制的特质，而仅仅可以视为个案；来自相声、小品、模特、体育、流行歌曲等领域的明星的跨行发展，由于其在原有的专业领域拥有较高的平台及知名度，似乎更容易发挥其作为明星的特质。而从近年来中国电影发展的整体上看，如何建构符合电影工业需求的理性、科学的明星机制，避免盲从与随意性，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明星成为文化消费的对象

　　在消费文化的时代，电影明星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消费的对象，其主要表征是明星身体受到媒体与大众的空前关注。影片文本中的身体叙事成为当下中国电影最为重要的商业卖点；明星的封面照已经突破电影刊物的局限而拓展到各类时尚杂志，从而成为时尚杂志代言人；明星为各种产品代言，在为企业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因其某些虚假代言而引发争议甚至官司；明星的面容、动作、发型、着装、香水品牌成为大众效仿与追逐的榜样。以电影明星为中心，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众人狂欢式的新的社会文化空间。娱乐，成为这个公共空间的基本精神和文化特质。作者：陈晓云

　　在当下中国电影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作为电影研究社会维度之一的明星研究，已经有了值得关注的成果，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研究领域。